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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小伙子收的是人民币，去孟西车费只要20元，去打洛口岸则要500元。
高秉涵选择了包车，他不能让一个八旬老人去挤长途班车。
告别周老板，坐在颠簸的皮卡车上，美斯乐文史馆渐渐变远。突然，一群穿着写有“兴华小学”字样校服的孩子从旁边的学校里冲出来涌到文史馆门口。
孩子们清亮的童音在异域的美斯乐上空响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孩子们又在朗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高秉涵笑了，笑容在脸上绽放的时候，眼泪也一同流下来。
想不到开皮卡车的缅甸小伙竟然认识徐达辉，说以前徐达辉在美斯乐卖茶叶的时候经常会搭乘他的车。
缅甸小伙说：“老伯前些年很能干的，每天都在美斯乐的街上穿着一身旧军装卖茶叶，这几年跑不动了，就很少看到他了，偶尔会看到他去美斯乐寄信或是买东西。”
“寄信？他都给谁写信？”高秉涵故意问。
“给老家寄，给台湾的朋友寄，不过听老伯说老家的信每次都是寄不到的。”
“为什么？”
“说是老家的地名改了，所以老家的亲人就一直收不到他的信。”
徐达辉老家的地址的确是改了。出发之前，高秉涵曾经委托沈阳的三姐帮着查了，徐达辉以前的村子早就搬迁了，原来的村名“旱鸭子窝”早已改名为红旗屯。
听说高秉涵是来带徐达辉回老家探亲，缅甸小伙说：“老伯要是知道了，一准会乐疯的！”
缅甸小伙告诉高秉涵，说是几年前有个中国记者来观光。知道老伯的事情后，就表示回去要联系人资助老伯回老家。
“后来哪？”高秉涵问。
“老伯白高兴一场，后来那个记者就没了消息。”
皮卡车穿过一个冷冷清清的镇子，缅甸小伙说这就是大其力。过了大其力，山势越来越陡峭，路也变得越来越窄。
拐过一个植被格外茂密的山包，缅甸小伙指着不远处半山腰上的一个寨子，对高秉涵说：“这就是孟西。”
显然车子是无法开上去的，高秉涵下了车。
和缅甸小伙约好了第二天的见面时间，高秉涵一个人向山上走去。看着越来越近的寨子，高秉涵心潮起伏。他想象不到当自己把回乡的消息告诉给徐达辉后，老人会是怎样的激动。
为了给老人一个惊喜，高秉涵没有让岳父把这件事情事先告诉他。
此刻高秉涵在怀疑这样做是不是明智？他担心80岁的老人承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喜讯？
有几个只穿着裤衩的孩子在村边玩耍，高秉涵上前去询问徐达辉的家住在哪里？孩子们睁着眼睛用茫然的眼神看着他，高秉涵这才明白过来这些孩子听不懂汉语。
见对面走过来一个端着箩筐的中年女人，高秉涵又上前去打听。肤色黝黑的中年女人奇怪里看了他一眼，问：“你是那个要带他回乡的记者吗？”
高秉涵想起了刚才缅甸小伙对他说过的话，忙说：“我不是记者，我从台湾来。”
“你来晚了，他回不了了。”
高秉涵感到周身的血管一下缩紧了：“怎么了？”
中年妇女腾出一只手指了一下村外的山上，说：“他上山了。”
“上山了？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中年妇女用更加奇怪的眼神看着高秉涵说：“回不来了，他十几天前去世了，埋到山上去了。”
那一刻，高秉涵觉得眼前一下子就黑了。
端着箩筐的中年女人把高秉涵带到了徐达辉的家里。家是两间山坡上的草房屋子。一个身材矮瘦，肤色枯黄，头发灰白的老太太正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用木然的表情看着外面。
端箩筐的中年女人告诉高秉涵，说这是徐达辉的老伴。
当高秉涵把自己介绍给老人时，老人半天没有说话。过了许久，老人的眼里溢出了两滴浑浊的泪水。
在徐达辉的家里，高秉涵看到了一本中国地图。把地图一拿起来，书页竟然自动地就翻倒了辽宁的那一页上。
高秉涵发现，辽宁那一页纸是地图册上最陈旧的一页。看着地图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高秉涵的眼前模糊了。
徐达辉的老伴把高秉涵带到了徐达辉的坟上。一走近坟包，高秉涵的泪水就哗哗的流了下来。
他又看到了一座面向北方的坟墓。
半个月后，已经回到台北的高秉涵获悉：刚刚上任的陈水扁，下令把总统府墙上悬挂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牌子摘了下来。
次日，高秉涵和妻子石慧丽带上党证一起去了位于中山南路总统府对面的国民党中央党部。
接待他们的是一个长发披肩的文静小姐。
高秉涵把两个党证一齐交给她，说这样的党还是退了的好。
不断有要求退党的人走进到大楼来上交党证，小姐严肃着不说话，只是把党证小心地收起来，放进一边的大皮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