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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完这部短篇小说集，如释重负地长长吁口大气。是基于对这种文学样式的创作暂切有个了结（其实原本好几年已不涉猎了），还是勾引起过去“爬坡”的辛劳和难以言状的苦衷？我一时说不清楚，总之，觉得很累。
大凡步入作家行列的，似乎都是从习作短篇小说为起点。我也如此。或许短篇小说这种“轻骑兵”式的文学样式容易驾驭吧（其实不尽然）。
或许是一九七二年的夏秋时节，也或许略早一点儿，我应天津百花出版社之邀修改一部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故事集，当时因“政治气候”所致于百无聊赖之际，恰巧著名作家浩然也到该社修定一部短篇小说集什么的。经出版社的同志引荐，我和浩然算有了一面之交。我们虽然在不算短的交谈中几乎没有涉及文学创作，但从我们交谈的那……刻起我便萌生了写小说的念头却是无疑的。可是，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在这之后的第三天，我便写出了短篇小说处女作《路遇》。我斗胆交给《天津文艺》的编辑李兴桥光生赐教，我与李先生素昧平生，他却煞是热情。经指点，二易其稿，便发表在1973年《天津文艺》创刊号上。从而宣告了我习作短篇小说的开始。
第一篇短篇小说的问世像酵母一样催发了我创作的冲动和难以遏制的激情。于是，一鼓作气，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忙里偷闲地赶写了三个短篇小说和一篇报告文学，分别发表在《解放军报》、《河北文艺》等报刊上。
就在我很想玩命写一阵子的当口，军委空军一个电话，将我召到北京参加采写在“九·一三”事件中毅然将装有大量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和林彪反党集团黑名单的直升飞机驾驶回北京并英勇牺牲的飞行员陈修文的事迹。任务完成了，讴歌英雄事迹的故事集也出版了，大概因为我表现还可以，便被留在了空军文化部（当时叫宣传部）工作。
到大机关了，在一些人看来我似乎也算荣升了，但“福兮祸所伏”，没多久我便被“卷”入无法超脱又没完没了的“你斗我、我整你”的“运动”中。那年月，整个文艺界都大搞放火烧荒，谁还写得了小说。因而，我习作短篇小说也一度搁浅。不然，将被视为没有路线觉悟，而想成名成家。
在大机关工作，又是在封闭状的部队大院里，总觉得距生活凭添了一层隔离带，也失去了原来创作的冲动和激情。之后的习作完全是一种挤牙膏式纯粹由于爱好而玩味儿罢了。此时的习作虽不乏“匠心独运”，但又总觉得造作和虚假。因而，我有过迷惘，有时惶惑，也有过挣扎，但又有点儿力不从心。为什么？我至今说不确实。
毋庸讳言，我爱短篇小说，为走向没有获得的成功曾付出难以理解的艰辛，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回饥肠辘辘，却无大获，可我又并不悔。追求与热爱依然在苦苦相恋。
收入集子中的这些短篇小说，无一不是从事业余文学创作时写成的。所以，其水准只能用“业余”的尺度来衡量。因而故分为两辑：“蹒跚的脚印”（早期习作）与“爬坡的汗斑”（中期习作）。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实在是为着表现得诚实。
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先生们以及曾给予我热心指导的良师益友，方使得我在短篇小说的习作中划上一个能够作为新起点标志的句号。
今后我肯定还要在这块“处女地”上耕耘的，但愿不要再在作品的脸谱上抹上一层“习作”的油彩。
作者
1991年2月写于北京
1993年4月修定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