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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切听您的。”张曼新爽朗地回答。
就这样,进了手术室的张曼新又被推了出来。
周雪影见到儿子,上前抓住张曼新的手,哽咽地说:“曼新,你年纪也不算小了,又得了心脏病,以后可不能像过去那样干什么都拼命了呀。”
“妈,我这不是挺好嘛。要不,医生怎么不给我做手术了呢!”
“你不要再哄我了。我知道你得的这种病有多么严重。你以后再不注意,万一有个好歹,妈可也就活不成了。你要心疼妈,就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妈还能多活几年。”
“好了,妈,我会记住您的话的。”
张曼新向笔者谈起他的前半生,说曾经有好几次几乎与死神拥抱。
一次是在银川,与蹦蹦的生身母亲离婚期间。那时他觉得心里很难过。离婚吧,四个孩子谁来照管?不离吧,母亲周雪影由于受了儿媳妇的羞辱跑到上海就是不回家见张曼新。为此,张曼新感到两头为难,心里异常苦闷,曾想一蹬腿告别这个烦恼的人世。
再一次是在宁夏农建十三师三团十三连时,他妹妹和他的前妻吵架,由于看法不同,他左劝不是,右劝不是,一气之下,喝了高浓度的敌敌畏,多亏军医及时抢救,才保住性命。
还有一次,张曼新由法兰克福乘坐飞机回布达佩斯。当飞机起飞不久,突然发生机械故障,便立即返航。飞机在法兰克福机场盘旋了七八圈,也落不下来。这时,机舱内的乘客,哭的哭,叫的叫,惊慌失措。张曼新却告诫自己要保持冷静。他打开密码手提箱,将现金和手机放进去,然后关好,闭目养神,镇静自如,后来幸亏飞机迫降成功。
张曼新诙谐地说:与死神打过照面的人,就视死神为朋友了。以后,面对死神将无所畏惧,什么艰难呀,风险呀,会从容处之。
谈到此,他引申道:这几年搞“华联会”,风风雨雨,诸多的磨难,甚至可以讲是出生入死,不都一步步地闯过来了么?
其中有没有委屈呢?又有没有伤感呢?
有。
特别是在一门心思为开拓“华联会”的事业和为维护旅匈华胞的利益全身心地奉献而又不被理解甚至是遭到诽谤的时候。
张曼新具体说道,前两年,他曾给当时任中国驻匈牙利特命全权大使的陈之骝写过一封信,那感怀的情绪,像一份不是遗嘱的遗嘱。
这个不是遗嘱的遗嘱具体怎么写的,张曼新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在一个漆黑的午夜。
在这之前因故受到无端非议的张曼新,独自在“华联会”办公室伏案疾书,倍感委屈的他随着澎湃的心潮,任笔端蘸着满眶的泪水,汹涌倾泻!
……
陈大使,我向您诉说了这几年搞“华联会”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
既不是表功,也不是气馁,而是向您吐一吐久己梗阻在喉咙里的肺腑之言。
每当我受到家人责怪的时候,或者被别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时候,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人恶语中伤的时候,我常常扪心自问:我真的傻么?我真的是想通过搞“华联会”沽名钓誉么?
然而,我每次问来问去,得出的结论都是:我既不傻,也不是想通过搞“华联会”出风头,或者是想捞什么油水。
这种差异,既是站的角度不同,因而权衡利弊的标准不同,也可以说是人生的追求不同。
不是么?
大家出国,起初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赚钱,赚更多的钱,恨不得一夜之间变成亿万富翁。
我开始何尝不是如此呢?
可后来,我却放着生意不做了,放着钱不赚了,一门心思搞起了“华联会”。我要是还搞生意,每年怎么也能挣二十万美金,以五年计算,那就是一百万美金的收入。
可是,我这五年放弃了对金钱的追求,为的全是华人的利益,不但自己不挣分文薪水,反而每年还大把大把地往里贴。如果把这几年各种费用支出及捐献的数目全部加在一起,足有十万美金,折合成人民币就是几十万呀!
说实话,这几十万元人民币,如果放在海外华人中的巨富身上,可能是九牛一毛。可是,这些钱对于才出国五六年又有四五年拿出全部精力搞“华联会”的我来说,就不是一个轻松的数字了。
还有,搞“华联会”,有一个时期几乎整日里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
陈大使,这您是知道的。
特别是九五年,为了严厉打击华人社区中的个别犯罪分子,为广大华商创造一个安定的经商和生存环境,我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公布给全体旅匈华胞,作为举报电话。这样一来,华人社区的个别犯罪分子当然会把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不仅叫嚣要出资二十万美金买我的脑袋,还气急败坏地扬言要杀掉我的全家。为了坚定我与犯罪分子斗争的决心,我是一步一把泪地把我的掌上明珠菲菲过继给西班牙的一个朋友的。
陈大使,您清楚,搞“华联会”,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当时旅匈华胞生存的客观需要。这话既不是“客里空”,也不是什么“大道理”。
那时的布达佩斯华人社区,一些犯罪分子为非作歹,大肆鱼肉同胞,抢劫、绑架、暗杀,无所不用其极。而立足未稳的华胞由于语言不通和不谙所在国的法律,一盘散沙,群龙无首,任人宰割,惶惶不可终日。
是“华联会”为广大华胞撑了腰。从而,“华联会”成了旅匈华胞的“主心骨”。
陈大使,说真的,搞“华联会”,不是没有好处可捞,也不是没有油水可沾。是我不想捞也不想沾。
比如一斗“四虎”时,“四虎”市场老板讲只要我对他拍卖商亭使用权来个不闻不问,配合他达到他该达到的目的,他就背地里塞给“华联会”和我六十万美元。无疑,六十万美元的诱惑力是巨大的。有了这六十万美元,如果回到国内存在银行里,靠吃利息一辈子也够吃够花了。可是,我要是私吞了这六十万美元的昧心钱,就要使广大华胞蒙受六百万美元的损失。这种缺德事儿,这种出卖人格和国格的勾当,我能干么?
然而,一斗“四虎”胜利了,广大华商的损失避免了,可我得到了什么呢?
当然,我得到了广大华胞对我的信任,但也被一些人讥笑为傻瓜和白痴!
要说委屈,或者讲气愤,莫过于一斗“四虎”中与屠永明合建“中国商城”的事情了。
陈大使,当时的实际情况您是清楚的,我也不想再重复。可事后,却有人怀疑甚至诽谤我与屠永明穿一条连裆裤,合伙骗取华商的钱。
这不是颠倒黑白和无中生有又是什么?
我明明为维护广大华商的利益不惜肝脑涂地,却落了个“诈骗犯”的罪名。
这良心何在?
这公理又何在呀!
当然,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会坦然处之。
但是,要说不委屈,不气愤,也不是真心话。
谁也不愿意让别人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
还有,办《欧洲之声》报。
这份报纸,究竟办得如何?我不说恷也有公正评价。华胞们说她像《人民日报》海外版,便足以说明她是如何的热爱祖国和起到了广大旅匈华胞的喉舌作用。
但是这样一张深受广大旅匈华胞喜爱的报纸,却因办报经费拮据,久久陷入困境。为此,我不惜倾家荡产,我多次向国内有关部门求助,结果至今仍前途未卜。为此,我伤心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