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在银川的时候，他们家的蹦蹦和彤彤就常到我们家来玩。”韩运波也抢过话头，来了个当仁不让。
韩觉民略微调整一下坐姿，与笔者构成一个斜对面进行交谈的角度，历史的记忆便随着他那清晰的话语在笔者的采访本上铸成了文字。
一九五七年筹备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时，当时身为河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韩觉民因是回族，便从河北调到宁夏，参与自治区的筹备工作待自治区成立后，他暂任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和统战部副部长。次年，何青林也由河北调往宁夏，后来担任自治区妇女联合会主席。
一九六○年年初，由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反地区民族主义的名义，罗织罪名，将韩觉民等十三个处局级以上的干部打成“反党集团”。韩觉民被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下放到张曼新所在的前进农场第八生产队劳动改造。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为宁夏开展“双反”运动拉开了恐怖的序幕。
作为行政十级干部的韩觉民被下放到第八生产队，当了一名副队长兼管理员。可是，他不会打算盘，要当管理员，怎么算账？
这时，来了一个热心人，帮助他化解了难题。
这个热心人不是别人，就是当时年仅十七岁的生产统计员张曼新。
韩觉民与张曼新，一个年已四十一岁，一个年方十七岁，从年龄上讲韩觉民之于张曼新完全是父辈。所以，韩觉民觉得张曼新年轻、单纯、正直、勤快，还有一副火热的心肠，从心里格外喜爱这个小伙子。尤其是到了“低标准”时期，加之残酷的“双反”运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浙江支宁青年都跑了，张曼新却“扎根边疆”的意志不动摇。
一天，张曼新向生产队的领导干部提出申请，回浙江探亲。
韩觉民听说后，忧虑地问生产队支部书记刘积胜：“张曼新这一走，还会回来么？”
刘积胜知道韩觉民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第八生产队的六百名浙江支宁青年，目前只剩下包括张曼新在内的四五个人没逃离西大滩了。如今，张曼新提出回浙江探亲，是不是也是一种逃之夭夭的借口呢？
“他会回来的。”刘积胜回答得非常肯定，那口气充满对张曼新的信任。
果然，张曼新在三十天假期之内一天也没误地从浙江回到了宁夏。不仅如此，他还把他父亲张式春和弟弟张曼林同时拉到了西大滩。
“多么好的青年啊！”韩觉民发自内心地赞赏张曼新，两个人成了忘年之交。
一年后，韩觉民调到银川市公共汽车公司任党委副书记，在离开第八生产队时，因行程紧张，没有见到张曼新，就匆匆离去了。
到了一九七一年初，自治区党委召开落实政策经验交流会，会议地点在自治区交际处礼堂。
参加整个自治区落实政策经验交流会议的，有来自自治区所有专区和十几个县以及基层大单位的一百多名负责落实政策工作的领导同志，还有自治区党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和自治区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
当会议主持人宣布“请农五师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他们落实政策的经验”时，与会同志的目光立刻凝固了，只见年仅二十七岁的张曼新大步流星地走到主席台，礼貌地向参加会议的领导和代表点头致意，从容地坐在扩音器话筒前，不惊慌，不怯场，手持讲稿，却不照本宣科，提纲挈领地讲了他们落实政策的做法和体会，言简意赅，条理分明，并附以大量鲜为人知的活生生的事例，使二十多分钟的发言生动活泼，精彩纷呈。
张曼新发言结束后，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同时，引起台下与会代表们的纷纷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