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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致北京的年轻人(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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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反映了一个在日本的偏远地区、森林深处出生、长大的孩子所经验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化。

——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在日本爱媛县,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热衷于阅读加缪、萨特、福克纳、梅勒、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1956年入东京大学法文专业;1993年创作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获得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设立以来亚洲三位获奖者之一。也是继泰戈尔1924年4月访华之后惟一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来中国访问的世界级文学大师。大江是一名“知识分子作家”,他正关心着三个问题:一是核武器问题,二是环境问题,三是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共存共生”的问题。他对日本“国家主义”倾向,二战期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侵略屠杀罪行的不忏悔,抱有警惕和严厉的批判态度。他说:“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是东京都市民的耻辱。”

大江以其“存在主义本土化”小说创作而获得世界声誉,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性的人》、《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他概括自己的“文学上的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

此次访华前,国内刚刚翻译出版了他的自选集和随笔集。

大江健三郎:能够和中国的青年学生们直接谈话,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喜悦。在为这次谈话做准备的阶段,我听说大家对我从一个“学生作家”起步的生活历程颇为关心,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在我发言之后,回答大家提问的时候,可以具体地、轻松愉快地展开。在这里,我首先想谈的是,在我这样一个作家的生活里最为根本的,以及我对我所意识到的培育自己成长的文学与社会的思考。

回顾成为作家之前孩提时代的生活,首先不能不谈到日本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太平洋战争,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了日本社会的基础。

但是,在那个时代,在我生长的山村里,还有另外一种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思想,以地方历史或口头传说、民俗神话等形式存在着。在我的孩提时代,把这些讲给我的,是我的祖母、母亲等民间的女性。我通过她们的故事,知道了自己的村子,以及自己的近世的祖先们面对从东京来的国家派出机构,用武力进行抵抗,曾经举行过两次暴动,特别是后一次暴动,还获得了胜利。那次暴动,是从1867年到明治维新前后之间举行的,并且,是在明治近代国家体制起步之后――在那开始的混乱时期――包括我们村子在内的地方农民势力战胜了国家势力。

关于这两次暴动的记忆,都从官方的记录里删除掉了,在学校的教育里,对此完全置若罔闻。但是,这些在山村妇女们的故事里,通过土地、风景以及和故事中的人物血脉相联的家族,生动地传承了下来。

一方面,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是女性们讲述的土地的历史、传说;另一方面,则是在学校里学习的社会统一的意识形态――以天皇为中心的历史和传说。我徘徊于两者之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现在,回顾这段经历,特别感到有意思的是,少年时代的我,既相信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又从没有怀疑过山村的历史和传说。我终于发觉,那时,自己是非常自然地生活于二重性和多义性之中。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家里的女性们的讲述方式非常巧妙的缘故。

我母亲所讲述的,是早在日本成为近代国家之前,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流传、与民俗的宗教感情密切相联的故事。并且,这些故事,在国家把奉天皇为神明的信仰作为日本的意识形态之后,仍然生动地存留在民众生活的层面上。

就这样,在具有二重性、多义性的民众意识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共存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在还是孩子的时候经验了日本的战败。并且,那是天皇用人(而非神)的声音宣布的具有打击性的经验。从那以后,在战后十年左右民主主义和和平思想最为高涨的时代,我从少年成长为青年。战后十年的后半阶段,在日本,兴起了认为作为宪法原则的民主主义和和平思想未必需要认真地推行这样一种社会风潮。但我认为,我是通过在战后民主主义时期接受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培养了自己的社会感觉。

在小说创作的同时,我所写作的时事性的随笔、评论,始终是把经验了从奉天皇为神明的国家主义的社会,向以独立的个人横向连接为基础的社会的大转变,最后自觉地选择了民主主义――这样一条轨迹作为一贯的主题。现在,在日本的传媒上,所谓公大于个人,并且,把这个公等同于国家的公,诸如此类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再次成为一种强势,在这样的时候,我必须坚定地坚持贯穿自己人生经验的思想。

另外一个话题,我想谈一谈有一个身患残疾的儿子对作为小说家的我的决定性影响。我的大儿子大江光,出生的时候就患有智力障碍,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是,作为年轻的父母,我和妻子决心为这个婴儿的生命负起责任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成了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必然的要素。

特别是,当我想通过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而重新塑造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渐渐地,我认识到,自己的家庭里有这样一位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对我来说,是意义极为深刻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