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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参加部队作家赴甘肃访问团，临行前便抱定一个宗旨：只看不写，玩它个痛快。
然而，当我们经汉武定西域所列“四郡”抵达万里长城西端雄塞嘉峪关时，精明的市文联焦主席却给我们安排了一个虽不感兴趣但又必须啄米鸡般点头首肯的项目——会见本市英模代表。
谁知，会见一开始，焦主席那诙谐而善于吊人胃口的引见立刻钩住了我的好奇心：“这一位是阿拉上海人，是酒泉钢铁公司动力厂副厂长兼主任工程师，公司劳动模范牛玉龙同志，”他边说边提前量地将右手抬起做了个示意的手式，“大家先不要鼓掌，因为还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牛玉龙同志今年五十四岁，一年前才当上了新郎官。不过，他至今还和在上海工作的爱人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我听完这番介绍，觉得眼前这个象西北汉子的牛玉龙蓦地变成一座米诺斯王宫。于是，我决计当晚找到他来个探幽揽秘。
“老刘，那我就顺着焦主席的话题谈吧。”牛玉龙见我在灯光下饶有兴致地翻看夹有他们新婚彩照的像册，仿佛从我专注的神态中读到了我专程采访的主旨。
我强行将目光从像册上拉回来，以进一步调整彼此间心现平衡的口吻说用我们行伍的话讲，当然主攻方向要明确。不过，至于是正面突击还是侧面迂回，就可以灵活机动了。
他听完放松地一笑，欢快的湍流把心里的拘谨冲刷得荡然无存。
记得前几年母亲未曾谢世时只要看到我就板不住唠叨一句：你呀，多会儿不结婚，年龄再大，也是个孩子。
那时，我总以为母亲的絮烦无非是出于对我迟迟不肯找对象的嗔怪和愤懑。可是，今天我却越来越深切感受到母亲那些话语中包含的深奥而又复杂的人生哲理。
结婚，有的人说是“爱情的坟墓”，有的人却说是“恋爱的开始”。而我这个年过半百的人所以结婚，其中并不排除自身有一个“里比多”，想找一个钟情的伴侣；但另一个原因，则是来自外界诸方面的压力。
一个完成了人生的分裂与重合的男子拉家带口难，而一个抱定终生独身的男子亦难。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已婚男子大多难于生活拘拮，是有形的；而应该结婚却不结婚的男子所遇到的难关属思想樊篱，是无形的。
惟其无形才难以抵御。
“你过去究竟为什么没结婚？”去年一个令人陶醉的夜晚，婚后第一次到嘉峪关探亲的妻子温存地依偎在我的怀里，突然一扬下颏儿，嘴里冷丁冒出这样一句话。她虽然已是徐娘半老，可是她的脸颊却被新婚的甜蜜润得十分娇美。她的提问，使我感到内心深处象被一支冰冷的铁矛狠狠戳了一下似的浑身战栗。因为这支锋利的铁矛恰恰刺在我那刚刚愈合但依然不堪一击的伤口上。
是呀，我过去为什么没结婚呢？这是一个多么单纯的命题呵！但是就这样一个单纯的命题上造物主却无情地给我布下层层关卡，迫使我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长达二十二年的漫长岁月里，对于爱的传导我足以称得上是个地道的绝缘体。
我这个出生在上海常熟路一个清洁工家庭的凡夫俗子，虽然体内也拥有二十二对染色体，也经历过情窦初开的豆蔻年华，并且曾一度陷入如醉如痴的热恋，但是爱情之鸟却始终不敢在我身上筑巢。二十五岁担任了鞍钢土方公司技术员的我正要雄心勃勃地放射丘必特之金箭时，不料在一次“感情难却”中给公司党委提了一条“公司有的干部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意见而顷刻间成了戴帽右派，丘必特之箭便随之夭折。
一年过后，我被作为“技术骨干”调到“风劲草痕白，山寒日影黄”的正在兴建的酒泉钢铁公司。又过一年，由于我老实接受改造并以右臂被电机所打断为代价，不仅被摘除了右派帽子，而且以行使技术员职权得到重用。随着精神枷锁的解除，使得我那曾经受到严重伤害的爱情种子重新开始萌发新芽。不久，我便与上海某中学一个女教师相爱了，而且通过几年的热恋爱得十分执着。哪知，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准备回去结婚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急风暴雨将我心中那棵爱情的菩提树连根拔掉了。我因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再一次变成阶下囚。
从此，我只是做为一具会喘息的僵尸机械地运动着，真正具有灵魂和爱的我已经死了，并且被整整埋葬了十一年。
滑稽的是，“文革”后随着我政治生命的复苏，似乎我一下子交上了桃花运。前几年，我一步一层楼地由技术员提升为副工程师、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动力厂副厂长兼主任工程师，还连年被评为动力厂工作标兵、公司劳动模范、嘉峪关市先进工作者，并当选为市政协委员，而且我那在原地踏步长达二十三年零九个月的工资也相应得到了调整。与此同財，热心充当“红娘”者接踵而来。但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我觉得乞求爱神荫庇既然已经变成遥远的过去，那过去了的就永远让它变成真实的档案库存在历史的记忆里吧。于是，我一方面全身心地投入到所肩负的实际工作中，一方面仍始终如一地将每月剩余的工资全部资助我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