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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上午我急急忙忙去邮局，我去寄一封发往上海的贺卡。我好不容易买到了一种我喜爱的贺卡，洁白的封面上镶嵌着一朵金色的干菊花，衬着几片碧绿的草叶，一派纯净天然，看上去好像是自己动手制作的，很给人亲切感。
更何况，几年前，我为她写过一篇散文，叫做：《墨草莲》。
信寄出以后，回来的路上我有些许轻松。
她已病了很久，是癌症。这几年她断断续续住在医院里，病情时好时坏。上海少儿出版社的朋友们来信，总是说她的精神不错。
我不能常去上海看望她，这小小的贺卡也许能带给她一些安慰。她会知道，每到新年或是节日，无论是晚辈还是同辈的朋友们都格外地想念她。
有那么多的人想念也是一种幸福。
我想象着她收到这贺卡时的惊喜，她和善而平静的脸上，会漾出一层鲜亮，一片笑意，她会把它放在病床边或是窗台上，久久地望着它，她欣慰时病自然好得快些……
我就这么想着，悠悠走过学院收发室。我取出了当天的报纸和信件。
我傻傻地怔在那儿。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只白色的大信封，信封的下角墨黑墨黑的铅字黑得令人发怵：
陈向明同志治丧委员会
有好一会儿我就那么站着，没有勇气把信封打开。在这个信封之外，仍有一个活着的她；而我一旦拆开信封，她便如同一阵清风，一股轻烟，袅袅地升空而去了……
我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十几年前我认识她的时候，我还是一个知青，她还是一个摘帽右派。我是业余作者，她是编辑。我从偏僻的北大荒走进陌生的出版社，在那初始的忐忑与惶惑中，是她和老谢给了我温暖的照拂和指点。1978年她回到少儿出版社当社长，似要补回已往所有的时间损失，10年里出版了那么多那么多优秀的儿童读物。
前年秋天我因事途经上海，急急忙忙抽出空去少儿社看望她和任大霖、高逸同志，才知她已住进华东医院动手术。我当天要去常州，来不及到医院看望她，心里很是不安。上了火车还一直别扭。
我始终不明白那是不是一种预感，预感到我此次北上，也许会再也见不到她了？内心很是歉疚。也许，是她在病房的窗口遥望我召唤我？总之，在结束了常州的工作以后，我毅然决定返回上海去，从上海回北京。
那天晚上我去医院探望她时，在街口花亭买了一束鲜花。是我一枝枝精心选出来的康乃馨，几朵深红，几朵雪白，太艳了会喧闹，太素了会凄凉，没有比鲜花更好的礼物，给她带去恬静的安慰……
她果然高兴，还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她从床上走下来，亲自把花插在一个玻璃瓶里，灌上清水，放在床头柜上。她微微仰着脸，出神地凝望着它们，淡淡的灯光下，她苍白而细腻的皮肤浮上一片青春的光晕。
留在我脑中的便永远是这样一幅图景。
现在它真的成为永远了？
一个正直人的一生，为着寻求真理，付出了太多的磨难和代价。
我睁开眼睛，眼前一片朦胧。路边枯叶飘零，如雪纷纷……
我却没有眼泪。
莫非我的泪泉已经干涸了么？
可我曾经是一个多么爱哭的小女孩呵。
当我不再是一个爱哭的小女孩的时候，我是否不再是我自己？我是否反而变得连自己都讨厌了？我的眼泪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那天晚上的风好大。朔风摇撼着窗外的洋槐树，电线杆下传来鬼哭狼嚎般的风吼声。我在灯下撕开一封上海老谢的来信，他已很久没有来信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揉了揉眼睛，我疑心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老谢端正的字体今日却触目惊心：
……徐兴先生患膀胱癌复发，手术时因心力衰竭，已于今日不幸逝世……
天哪，这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了？这些善良的可爱的优秀的人，怎么都这样一个个不告而辞；一个个突然离去？他们难道真是厌恶这个世界了么？
前年冬天我丈夫去上海讲学，我们一起去看望徐老伯，他的身体还十分健朗，日日在埋头撰写一部以明末反清名将袁崇焕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他讲起作品里心爱的人物容光焕发又神采奕奕，但这位博学的宋史专家为人却谦和温厚，无论顺境逆境永远一派儒雅端庄的学者风度。他除了写作下棋从不参与任何世俗的纷争，他离名利场很远而离真实的自我很近。他年近七旬儿孙绕膝，退还的宅院有一片清静的花园草坪，可供他颐养天年，然而，他的心却寂寞而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