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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到用时方恨少
我到三十岁左右开始以教书为业的时候，发现自己学识不足，读书太少，应该确有把握的题目，东一个窟窿，西一个缺口，自己没有全部搞通，如何可以教人？既已荒疏于前，只好恶补于后，而恶补亦非易事。我忘记是谁写的一副对联，“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很有意思，下句好像是司马光的，上句不知是谁的。这副对联表面上语气很谦逊，细味之则自视甚高。以上句而论，天下之书浩如烟海，当然无法遍读，而居然发现自己尚有未曾读过之书，则其已经读过之书，必已不在少数，这口气何等狂傲！我爱这句话，不是因为我也感染了几分狂傲，而是因为我确实知道自己的谫陋，许多该读而未读的书太多，故此时时记挂着这句名言，勉励自己用功。
我自三十岁才知道自动地读书恶补。恶补之道首要的是先开列书目，何者宜优先研读，何者宜稍加参阅，版本问题也是非常重要。此时我因兼任一个大学的图书馆长，一切均在草创，经费甚为充足，除了国文系以外各系申请购书并不踊跃，我乃利用机会在英国文学图书方面广事购储。标准版本的重要典籍以及参考用书乃大致齐全。有了书并不等于问题解决，要逐步一本一本地看。我哪里有充分时间读书？我当时最羡慕英国诗人米尔顿，他在大学卒业之后听从他父亲的安排，到郝尔顿乡下别墅，下帷读书五年之久，大有董仲舒三年不窥园之概，然后他才出而问世。我的父亲也曾经对我有过类似的愿望，愿我苦读几年书，但是格于环境，事与愿违。我一面教书，一面恶补有关的图书，真所谓是困而后学。例如莎士比亚剧本，我当时熟悉的不超过三分之一；例如米尔顿，我只读过前六卷。这重大的缺失，以后才得慢慢弥补过来。至于国学方面更是多少年来茫然不知如何下手。
读书乐
读书好像是苦事，小时嬉戏，谁爱读书？既读书，还要经过无数次的考试，面临威胁，担惊害怕。长大就业之后，不想奋发精进则已，否则仍然要继续读书。我从前认识一位银行家，镇日价筹划盈虚，但是他床头摆着一套英译法朗士全集，每晚翻阅几页，日久读毕全书，引以为乐。宦场中、商场中有不少可敬的人物，品位很高，嗜读不倦，可见到处都有读书种子，以读书为乐，并非全是只知道争权夺利之辈。我们中国自古就重视读书，据说秦始皇日读一百二十斤重的竹简公文才就寝。《鹤林玉露》载：
唐张参为国子司业，手写九经，每言读书不如写书。高宗以万乘之尊，万畿之繁，乃亦亲洒宸翰，遍写九经，云章灿然，始终如一，自古帝王所未有也。
从前没有印刷的时候讲究抄书，抄书一遍比读书一遍远要受用。如今印刷发达，得书容易，又有缩印影印之术，无辗转抄写之烦，读书之乐乃大为增加。想想从前所谓 “学富五车”，是指以牛车载竹简，仅等于今之十万字弱。纪元前一千年以羊皮纸抄写一部圣经，需要三百只羊皮；那时候图书馆里的书是用铁链锁在桌上的！《听雨纪谈》有一段话：
苏文忠公作《李氏山房藏书记》曰：“予犹及见老儒先生言其少时，史记汉书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近岁，诸子百家，转相摹刻，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其文辞学术当倍蓰昔人。而后学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苏公此言切中今时学者之病，盖古人书籍既少，凡有藏者率皆手录。盖以其得之之难故，其读亦不苟。至唐世始有版刻，至宋而益盛，虽云便于学者，然以其得之之易，遂有蓄之而不读，或读之而不灭裂，则以有刻版之故。无怪乎今之不如古也。
其言虽似言之成理，但其结论“今不如古”则非事实。今日书多易得，有便于学子，读书之乐岂古人之所能想象？今之读书人所面临之一大问题，乃图书之选择。开卷有益，实未必然，即有益之书其价值亦大有差别，罗斯金说得好：“所有的书可分为两大类：风行一时的书与永久不朽的书。”我们的时间有限，读书当有选择。各人志趣不同，当读之书自然亦异，唯有一共同标准可适用于我们全体国人。凡是中国人皆应熟读我国之经典，如《诗》《书》《礼》，以及《论语》《孟子》，再如《春秋》《左氏传》《史记》《汉书》以及《资治通鉴》或近人所著通史，这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之所寄。如谓文字艰深，则多有今注今译之版本在。其他如子集之类，则各随所愿。
人生苦短，而应读之书太多。人生到了一个境界，读书不是为了应付外界需求，不是为人，是为己，是为了充实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使自己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吾故曰：“读书乐！”我想起英国十八世纪诗人一句诗：
Stuff the head
With all such reading as was never read.
大意是：“把从未读过的书籍，赶快塞进脑袋里去！”
晒书记
《世说新语》：“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曰：‘我晒书。’”
我曾想，这位郝先生直挺挺地躺在七月的骄阳之下，晒得浑身滚烫，两眼冒金星，所为何来？他当然不是在做日光浴，书上没有说他脱光了身子。他本不是刘伶那样的裸体主义者。我想他是故作惊人之状，好引起“人问其故”，他好说出他的那一句惊人之语“我晒书”。如果旁人视若无睹，见怪不怪，这位郝先生也只好站起来拍拍衣服上的灰尘而去。郝先生的意思只是要向侪辈夸示他的肚里全是书。书既装在肚里，其实就不必晒。
不过我还是很羡慕郝先生之能把书藏在肚里，至少没有晒书的麻烦。我很爱书，但不一定是爱读书。数十年来，书也收藏了一点，可是并没有能尽量地收藏到肚里去。到如今，腹笥还是很俭。所以读到《世说新语》这一则，便有一点惭愧。先严在世的时候，每次出门回来必定买回一包包的书籍。他喜欢研究的主要是小学，旁及于金石之学，积年累月，收集渐多。我少时无形中亦感染了这个嗜好，见有合意的书即欲购来而后快。限于资力学力，当然谈不到什么藏书的规模。不过汗牛充栋的情形却是体会到了，搬书要爬梯子，晒一次书要出许多汗，只是出汗的是人，不是牛。每晒一次书，全家老小都累得气咻咻然，真是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见有衣鱼蛀蚀，先严必定蹙额太息，感慨地说：“有书不读，叫蠹鱼去吃也罢。”刻了一颗小印，曰“饱蠹楼”，藏书所以饱蠹而已。我心里很难过，家有藏书而用以饱蠹，子女不肖，贻先人羞。
丧乱以来，所有的藏书都弃置在家乡，起先还叮嘱家人要按时晒书，后来音信断绝也就无法顾到了。仓皇南下之日，我只带了一箱书籍，辗转播迁，历尽艰苦。曾穷三年之力搜购杜诗六十余种版本，因体积过大亦在大陆。从此不敢再作藏书之想。此间炎热，好像蠹鱼繁殖特快，随身带来的一些书籍竟被蛀蚀得体无完肤，情况之烈前所未有。日前放晴，运到阶前展晒，不禁想起从前在家乡晒书，往事历历，如在目前。南渡诸贤，新亭对泣，联想当时确有不得不然的道理在。我正在佝偻着背，一册册地拂拭，有客适适然来，看见阶上阶下五色缤纷的群籍杂陈，再看到书上蛀蚀透背的惨状，对我发出轻微的嘲笑道：“读书人竟放任蠹虫猖狂乃尔！”我回答说：“书有未曾经我读，还需拿出曝晒，正有愧于郝隆；但是造物小儿对于人的身心之蛀蚀，年复一年，日益加深，使人意气消沉，使人形销骨毁，其惨烈恐有甚于蠹鱼之蛀书本者。人生贵适意，蠹鱼求一饱，两俱相忘，何必戚戚？”客嘿然退。乃收拾残卷，抱入室内。而内心激动，久久不平，想起饱蠹楼前趋庭之日，自惭老大，深愧未学，忧思百结，不得了脱，夜深人静，爰濡笔为之记。
好书谈
从前有一个朋友说，世界上的好书，他已经读尽，似乎再没有什么好书可看了。当时许多别的朋友不以为然，而较年长一些的朋友就更以为狂妄。现在想想，却也有些道理。
世界上的好书本来不多，除非爱书成癖的人（那就像抽鸦片抽上瘾一样的），真正心悦诚服地手不释卷，实在有些稀奇。还有一件最令人气短的事，就是许多最伟大的作家往往没有什么凭借，但却做了后来二三流的人的精神上的财源了。柏拉图、孔子、屈原，他们一点一滴，都是人类的至宝，可是要问他们从谁学来的，或者读什么人的书而成就如此，恐怕就是最善于说谎的考据家也束手无策。这事有点儿怪！难道真正伟大的作家，读书不读书没有什么关系么？读好书或读坏书也没有什么影响么？
叔本华曾经说好读书的人就好像惯于坐车的人，久而久之，就不能在思想上迈步了。这真唤醒人的不小迷梦！小说家瓦塞曼竟又说过这样的话，认为倘若为了要鼓起创作的勇气，只有读二流的作品。因为在读二流的作品的时候，他可以觉得只要自己一动手就准强。倘读第一流的作品却往往叫人减却了下笔的胆量。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部分的真理。
也许世界上天生有种人是作家，有种人是读者。这就像天生有种人是演员，有种人是观众；有种人是名厨，有种人却是所谓“老饕”。演员是不是十分热心看别人的戏，名厨是不是爱尝别人的菜，我也许不能十分确切地肯定，但我见过一些作家，却确乎不大爱看别人的作品。如果是同时代的人，更如果是和自己的名气不相上下的人，大概尤其不愿意寓目。我见过一个名小说家，他的桌上空空如也，架上仅有的几本书是他自己的新著，以及自己所编过的期刊。我也曾见过一个名诗人（新诗人），他的唯一读物是《唐诗三百首》，而且在他也尽有多余之感了。这也不一定只是由于高傲，如果分析起来，也许是比高傲还复杂的一种心理。照我想，也许是真像厨子（哪怕是名厨），天天看见油锅油勺，就腻了。除非自己逼不得已而下厨房，大概再不愿意去接触这些家伙，甚而不愿意见一些使他可以联想到这些家伙的物事。职业的辛酸，也有时是外人不晓得的。唐代的阎立本不是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再做画师么？以教书为生活的人，也往往看见别人在声嘶力竭地讲授，就会想到自己，于是觉得“惨不忍闻”。做文章更是一桩呕心血的事，成功失败都要有一番产痛，大概因此之故不忍读他人的作品了。
撇开这些不说，站在一个纯粹读者而论，却委实有好书不多的实感。分量多的书，糟粕也就多。读读杜甫的选集十分快意，虽然有些佳作也许漏过了选者的眼光。读全集怎么样？叫人头痛的作品依然不少。据说有把全集背诵一字不遗的人，我想这种人不是缺乏美感，就只是为了训练记忆。顶讨厌的集子更无过于陆放翁，分量那么大，而佳作却真寥若晨星。反过来，古诗十九首，郭璞游仙诗十四首却不能不叫人公认为人类的珍珠宝石。钱钟书的小说里曾说到一个产量大的作家，在房屋恐慌中，忽然得到一个新居，满心高兴。谁知一打听，才知道是由于自己的著作汗牛充栋的结果，把自己原来的房子压塌，而一直落在地狱里了。这话诚然有点刻薄，但也许对于像陆放翁那样不知趣的笨伯有一点点儿益处。
古往今来的好书，假若让我挑选，举不出十部。而且因为年龄环境的不同，也不免随时有些更易。单就目前论，我想是：《柏拉图对话录》《论语》《史记》《世说新语》《水浒传》《庄子》《韩非子》，如此而已。其他的书名，我就有些踌躇了。或者有人问：你自己的著作可以不可以列上？我很悲哀，我只有毫不踌躇地放弃附骥之想了。一个人有勇气（无论是糊涂或欺骗）是可爱的，可惜我不能像上海某名画家，出了一套《世界名画选集》，却只有第一本，那就是他自己的“杰作”！
读《骆驼祥子》
老舍先生的小说，只要印成本子，我差不多都看过。在艺术上，《骆驼祥子》是最成熟的。
老舍先生的小说之第一个令人不能忘的是他那一口纯熟而干脆的北平话。他的词汇丰富，句法干净利落，意味俏皮深刻。会说北平话的人多的是，能用北平方言写成优秀文学作品的却很少见。大约二十多年前，北平的一种小报，《爱国白话报》，上面常常刊载小说，后来刊为许多小册，总名曰《新鲜滋味》，其中颇有佳作，有一本《库缎眼》我至今不能忘记，其文体便是道地的北平方言。还有一位“损公”常在这小报上发表“演徽”，也用的是简劲幽默的北平话，给我的印象很深。老舍先生的文字比这个更进一步，他融合了不少的欧化的句法。于是于干净利落之外，又加上了饱满细腻。《骆驼祥子》保持了老舍先生历来擅长的文字优秀，而且也许是因为这部小说写的是北平的土著“拉车的”，所以写来格外得心应手。
文字的优异是使作品成功的条件之一，但不是条件的全部。成功的作品必定有丰富的内容和严重的意义。老舍先生的早年作品，如《二马》《老张的哲学》等，如果有缺点的话，最大的一点应是在文字方面给了读者甚大的愉快，而内中的人物描写反倒没有给读者留下多大的印象。《骆驼祥子》不是这样。在这部小说里，我们清晰地认识出一个人，他的性格、体态、遭遇，都活生生地在我们眼前跳跃着。其中文字的美妙处，虽然不一而足，虽然是最出色的一点，但是我在读完之后不能不说文字的美妙乃是次要的。我掩卷之后，心里想的是祥子这个人，他的命运，他的失散的原因，他那一阶级的人的悲剧。至于书中的流利有趣的文章，我一面浏览，一面确觉得它有引人入胜的力量，可是随看随忘，没有十分地往心上走。看到尽头处，我的注意力完全在书中的主人公身上，我觉得他是一个活人，我心里盘算着的是这一出悲剧，我早忘记了作者是谁，更谈不到作者的文笔了！这是艺术的成功处。老舍先生的文字虽然越来越精，可是早已超出了崇尚幽默的那一时期的风尚，他不专在字句上下功夫，他在另一方向上找到发展的可能了。
哪一个方向呢？就是人性的描写。《骆驼祥子》有一个故事，故事并不复杂，是以一个人为骨干。故事的结构便是随着这一个人的遭遇而展开的。小说不可以没有故事，但亦绝不可以只是讲故事。最上乘的艺术手段是凭借着一段故事来发挥作者对于人性的描写。《骆驼祥子》给了我们一个好的榜样。老舍先生所以把祥子写得这样生动，是因为他必定设身处地地替祥子着想了，他必定假想自己即是祥子，在倒霉时心里是怎样的滋味，在得意时心里是怎样的感觉，受欺骗时是如何愤怒，被诱惑时是如何为难，我们的作者都必定潜心地揣摩透了，然后忠实地细腻地写出来。作者真懂了他所要写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所要写的事是什么样的事。
有人说“一切文学皆是自传”。这要看自传二字怎样讲法。老舍先生没有拉过车，我知道。《骆驼祥子》不是自传，老舍先生另有“自传”。拉车这一行的行话和规矩，他是很懂得的，但这并不难，北平人平时留意地面上事的都懂得这一套。拉车的甜酸苦辣，也不难知道，常和车夫聊天儿也自然就明白几分。唯独人的“心理”最难懂，最难懂得彻底，即便懂也难于写得透彻——这是艺术！好的小说没有不是“心理学的”。英国小说中我最欢喜哀利奥特的作品，她分析人物性格最为细致，她的小说都有很好的故事，但她最着力处不是故事的叙述，而是于人物在每一情况中的心理状态加以刻意的描写。这是很吃力的工作，小说因此获得了严重性，小说因此不只是供人娱乐，小说帮助了我们理解人性。一切伟大文学都是这样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有许多是从简陋的传奇改编的，故事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但结果是怎样不同的两般面貌！我们中国的旧小说，大部分都是赤裸的故事，有间架，没有血肉，只可供消闲，不能成为高级的艺术。近年来的新小说，大部分还是犯这个毛病，故事的范围往往很大，而结果是大题小做，轻描淡写地从表面上滑过，不能深入。《骆驼祥子》指示出了一个正确的写作方法。
《骆驼祥子》虽与抗战无关，但由于它的艺术的成功，仍然值得我们特别地推荐。
灰色的书目
在今年二月间，《清华周刊》同人请梁任公拟一《国学入门书要目》，直到五月里这个书目才在周刊上注销。以后就有许多报纸杂志传录了。我个人觉得这种书目对于一般浅学的青年是多少有一点益处的；不料今天副刊上读到吴稚晖的《箴洋八股化之理学》，才知道有人以为这书目是“灾梨祸枣” “可发一笑”“于人大不利，于学无所明”。
我觉得吴先生的文章倒真是有一点“灰色”！又长又冗的一大篇，简直令人捉不到他的思想的线索和辩驳的论点。里面文法错误欠妥的地方，不可计数；然而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最高等之名流”写文章的时候往往是不计较其文章之通不通的。我最为吴先生惋惜的，便是他似乎不曾知道梁先生拟的书目的动机和内容，以致所下的断语只是糊涂、误解、孟浪！
我已经说过，梁氏拟书目是由于《清华周刊》记者的请求。胡适之的书目也是正在同时候请求拟作的。因为胡氏书目发表在先，所以梁氏书目附有批评的话。然而这绝不是如吴先生所说：“梁先生上了胡适之的恶当，公然把……一篇书目答问择要。从西山送到清华园！”
整理国故原不必尽人而能，因为那是需要专门的人才，无须乎“大批的造”。假如代代能有几个梁启超、胡适去担任这个苦工，常为后学开辟求学的途径，那我们尽可高枕无忧，分工求学，或到法国去学“机关枪对打”，或到什么洒罗埃去学工艺。然而这话在讨论梁氏书目的时候，是说不着的！梁氏书目的主旨不是要造就一大批整理国故的人才，只是指示青年以研究国学的初步方法——这是在梁氏书目的附录里已经写得明明白白，而吴先生不曾了解。
我不大明白，为什么国学书目是“灰色”的。这个理由，吴先生在他的灰色的文章里也并没有说出。要解答这个问题，先要知道国学的性质。国学便是一国独自形成的学问，国学便是所以别于舶来的学问的一个名词。梁先生在与《清华周刊》记者谈话中曾说：“国学常识依我所见就是简简单单的两样东西：一，中国历史之大概；二，中国人的人生观。”当然，学问这个东西，是不分国界的；不过中国在未开海禁以前，所有的经天纬地的圣经贤传，祸国殃民的邪说异端，大半是些本国的土产。到了现在，固然杜威罗素的影响也似乎不在孔孟以下，然而我们暂且撇开古今中外的学问的是非善恶的问题不论，为命名清晰起见，把本国土产的学问叫作国学，这却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今依梁氏之说，假定国学的常识（梁氏书目实在也不过是供给一些常识）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人生观，我觉得这就很有研究的价值。换言之，很有做书目的价值。假如吴先生没读过中国历史，他就不能够说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的话；假如吴先生不知道中国人的人生观，他就不能够写出《箴洋八股化之理学》的大文；假如吴先生在呱呱落地之时就“同陈颂平先生相约不看中国书”，他就连今天看《晨报》副刊的能力都没有了。为什么吴先生到现在似乎很有些国学知识，反来“过水拆桥”，讽刺一般青年“饱看书史”为复古，攻击开拟国学书目的为妖言惑众？
梁氏书目预备出洋学生带出洋的书只有十四种，见《周刊》原文篇末的附函，而吴先生乃糊里糊涂地以为全书目皆是为出洋学生带出洋的，唉，这真是吴先生自己所说“凡事失诸毫厘，差以千里”了。今为宣传“祸国殃民”的“妖言”起见，把梁氏拟应带出洋的书目列左：
《四书集注》石印正续《文献通考》相台本《五经单注》
石印《文选》石印浙刻《二十二子》《李太白集》
《墨子闲诂》《杜工部集》《荀子集解》
《白香山集》铅印《四史》《柳柳州集》
铅印正续《资治通鉴》《东坡诗集》
内中几乎一半是中国文学书，一半是经史子。这是一切要学习中国韵文散文所必须读的根基书。没有充分读过这种“臭东西”的，不要说四六电报打不出，即是白话文也必写不明白。如其吴先生以为留学生的任务只是去到外国学习“用机关枪对打”的“工艺”，那我也就没有话说；若是吴先生还知道除了“用机关枪对打”以外，留学生还有事可做，有事应做，那么“出洋学生带了许多线装书出去”倒未必“成一个废物而归”！
以为“什么都是我国古代有的”，这种思想当然是值得被吴先生斥为 “狗屁”；而以为国学便是古董遂“相约不看中国书”的思想，却也与狗屁相差不多！外国的学问不必勉强附会，认为我国古代早有，而我国古代确是早有的学问，也正不必秘而不宣。自夸与自卑的思想都是该至少“丢在茅厕里三十年”的！当然见仁见智，不能尽人而同，然而立言之际也该有些分寸。譬如你主张先用机关枪对打，后整理国故，那么开设文化学院的人并不一定和你的主张根本冲突，只是时间迟早之差罢了，那又何必小题大做把异己者骂得狗血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