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轮下》reference_book_ids":[7025502876210301982,6915002083129166855]}],"109":[{"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09,"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08,"start_container_index":109,"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03},"quote_content":"《朋友圈》reference_book_ids":[7244594237751168055]}],"118":[{"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18,"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24,"start_container_index":118,"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9},"quote_content":"《朋友圈》reference_book_ids":[7244594237751168055]}]},"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懒在二线
她藏起疲惫，回到二线，洗心革面，做回端庄。
参加一个上市企业的博物馆方案论证会，头脑风暴很强劲，过程也够冗长的，等到每个专家都发言累了，天色已晚，该吃饭了。
灯火阑珊的车河里，丰田考斯特拉着七个专家，走走停停，晃晃悠悠，前往郊外的生态园。据说那里面的荤素食材都是有机的，鸡鸭散养，猪羊慢长。
好是好，就是太远了，路上又难免堵车，饭点早就过了。专家也是人，饿起来更凶猛。当然，专家都是修养极高的人，再饿也能忍住，不便开口抱怨。只有大名鼎鼎的文案策划师陈孜不想装糊涂比文明，开口道，“我生活在二线城市青岛，晚餐不能晚过六点。看这架势，今晚要跟北上广一起开饭喽。”
她的较真，直到围桌落座，仍在进行中。“我绝不可能生活在一线城市，我的生物钟不同意。一线交通恶劣，城大家远，回到家里挣扎着爬进厨房，忙活完了，要么一点胃口没有，要么暴吃一顿，长期下去，不是抑郁症就是躁狂症。”
她的言辞处处夸张，众人都笑歪了。之后，身处二线的人们，赚很少钱的人们，开始遥望一线，以妒忌以同情。
是啊，一线！看似闪闪发光却也吞噬青春，让干净的心房长满野草。一线是分裂的，甚至可以说它们由几个城市组成——漂族们只属于行政概念的“北上广”，他们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生活方式与一线城市的传统精神价值格格不入。
漂族对古老而鲜活、庞大又凶险的一线大都市，有着撕心裂肺的爱，只是这付出的爱换回来的可能是无动于衷、轻视、嫌弃和虐待。一线甚至不给漂族表现的时间和机会——而把他们视为负资产、问题青年和社会病的一分子。
一线的漂族们，为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狼奔豕突。为一份不稳定的感情焦虑。死党、闺密的境遇也是一般上下，大家一起领着暂住证、住着出租屋、吃着盒饭、走过镶金堆银的大街。房子、车子、家具、手袋甚至男友都可以靠租赁而来，他们想找却找不到的，永远是一个心满意足的固定地址。
“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追求。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我希望人们把我埋葬在这里……”——汪峰的《北京北京》，唱的就是这种情结。
二线多好，一生之城，三十分钟的交通时间半径内，总可以找到让令人满足的衣食住行的所有需要。因为互联网，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资讯同步；因为城际快线和城铁公交化，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人流物流同步；因为商业连锁，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消费同步；因为都市圈，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资源互动互补同步……
“以前在深圳，我唯恐无人问津，唯恐认识的人太少，唯恐入不了某个圈子，唯恐少了世面。”
唯恐又唯恐。在唯恐中换过五次工作之后，陈孜觉得自己真的撑不下去了。
“有时候真想豁出去了，潜规则我吧。但我又怕，潜规则之后，留下的是笔入不敷出的烂账。漂过的人，才知道万箭穿心的滋味。”
在第六份工作即将开始的时候，陈孜像获得了灵异暗示一样：在大都市奋斗，突围，一天天老去，大都市却依然年轻。可怜见的！为何不割断混乱的男女关系，藏起疲惫，回到二线，洗心革面，做回端庄？
二线是重生之地啊！
回到青岛，陈孜被滋生成一个慵懒的生活家。家在这里，根在这里，心就定了，吃饭是大事，力求准点开始，无限期结束。慢是一种真理，慢慢吃，浪费着时间吃——不知道为什么，时间在二线城市总显得相对充裕。
陈孜从未后悔自己曾在最好的华年里满怀激情前往一线城市建功立业，后来知难而退降落二线，更不是败者复活，因为二线同样是机会之城——城市迁移只是人生一个小转折，与成败无关，与前途无关，与国家选择扶持哪个地方富裕也无关。
“土是土了点，穷是穷了点，井底青蛙是多了点，但一想到血脉、善良、温暖、安逸这类字眼，二线人民就会迸发出让二线幸福死我们的愿望。”
既如此，我等就懒在二线做个千年不老龟吧，软软地活着，缓缓地老去。
私聊
阿占：一线城市到底怎么欺负你了？这么多仇恨似的。
陈孜：“逃离北上广”，白领返乡潮与民工返乡潮同时发生，我突然发现白领和民工原来是同一回事。房价被视为罪魁祸首，北京的出租屋有胶囊公寓，深圳的出租屋有住人集装箱——当住在集装箱里的蚁族不是小说而是现实，这个社会就有了一种荒诞的喜感。有的城不该成为大城市，因为全世界最快乐、最幸福的城市，往往不是大城市。
阿占：可为什么一线城市有那么多文艺青年呢？
陈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曾简单回答过这个问题：“如果不是为了和其他人在一起，为什么要支付曼哈顿或者芝加哥闹市的高昂房租呢？”小众者在故乡可能被当做另类，但到了一线城市，最好是北京，总能找到志趣相投者。如果是仅仅拥有平常心的生活家，反而适合留在二线，因为它的节奏往往能够与慢生活合拍。
阿占：普遍的一个观点是：一线城市机会多又相对公平，二线城市潜规则多又讲人际关系。
陈孜：但不要忽略，一线城市的机会可能是虚假机会，公平可能是虚假公平——你以为到了北京更容易名扬四海，其实只是名扬小圈子；你自以为拥有上海的高薪水，一年所余依旧买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子。所有城市皆有潜规则，整个中国都是熟人社会，但没有一个城市的所有机会能被同时屏蔽。不妨反过来看，一线城市在拼智商，二线城市在拼情商。问题只剩下一个，就是你的情商是否高于智商。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
阿占：每个人都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不可避免。
陈孜：但请允许我想起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写的名著《在轮下》。他老人家说，面对呼啸而至的时代车轮，我们必须加速奔跑，有时会力不从心，有时会浮躁焦虑，但必须适应，它可以轻易地将每一个落伍的个体远远抛下，甚至碾作尘土，且不偿命。
银杏树下
他就是想让外地人知道青岛土著有多好客。
青岛的莒县路是一条不足百米的路，自西南往东北，倾斜而上。
因为实在太短，来不及仔细打量便结束了，常常成为被忽略的风景。除非在秋天，两排渐行渐远的百年银杏树站出季节的金黄，点点片片层层。把莒县路变成了一条金子般响亮的路，这个时候，人们不再是匆匆经过——停下来，拍照，发微信，更望见金黄映衬的蓝天，纯粹得让人心跳加速。
通常是三两个女孩子。她们中的一个随手捡起飘零的银杏叶。那是一片流金的叶子，完好无损，她觉得应该把它夹进书里，这个念头一起，便想到要去买本书，一转身，才发现这条路上竟然还有书店，买了书就想找个地方坐下来翻翻看看，再一转身，才发现这条路上竟然还有咖啡馆。从咖啡馆出来，天色已暗，一回头，街口竟然还有一家老面馆，满窗户都是暖暖的光，是吃饭的时间了，女孩子们走了进去。
无论怎么转身和回头，发现“导游之家”的几率总是最低的。就像莒县路之于这座城市的不起眼一样，“导游之家”之于莒县路是最不起眼的一家店——半扇窄门，十平米的空间，是个只卖小食品、饮料、面包、饼干之类的小便利店。
整个秋冬，都是淡季。没有客人的时候，“导游之家”的主人，58岁的王曙光安静得好像不属于这个喧嚣尘世。他就那样独坐在凳子上，静静地听海风一天比一天强硬起来。高血压引起脑血栓之后，他的右眼彻底失明了，不然还可以看看电脑里存放的故事片。小店醒目位置也贴出了一张提示：店主因视力不佳给顾客带来不便，请谅解。
小店开在路边，平日里，替邻居们收个快递，帮放了学的孩子串个零钱，让推着箱子的老人歇歇脚，对王曙光来说，不过是寻常小事。每次路过“导游之家”，我都能看见他缓缓望向门前的眼神，温和而善良。
开小店的人通常会在淡季打打牌喝喝酒，而他对于自己没有任何嗜好的解释是——好静。事实上，他的行动也多有不便，从小患有婴儿瘫，他的左腿比右腿明显地瘦上几圈，“我其实是残疾人。”他轻轻地说。
夏天里却是另一番情境。在银杏树的遮天荫凉里，王曙光变得活泛而快乐。只见“导游之家”的门前支起了简易桌椅，人一多就不够坐了，他还额外备下二十多个小马扎。常有成群的内地游客在门前休憩，挤挤挨挨倒也热热闹闹。他们用王曙光免费提供的开水冲泡方便面，吃得惊天动地。方便面自然是从“导游之家”买的，顺便还买了榨菜、火腿肠、卤蛋之类。王曙光挪动着不流畅的脚步，忙活不停。
莒县路临近栈桥等景点，旅游旺季一到，就成了外地大巴的临时停靠点，游客们从车上下来，挥动着小红旗的导游走在前面，带领大家奔向了大海。司机们守在原地等待，时间变得枯燥而漫长。
自从王曙光在便利店门口挂出“司机免费喝茶”的招牌后，司机们高兴了，王曙光也高兴了：一来，司机们可解长途跋涉之暑渴；二来，王曙光乐得与司机们聊聊青岛的风土人情，也听听山南海北的故事；三来，外地人知道了青岛人的好客。
阳光从银杏树茂密的枝丫间跌落下来。短促的路上光影斑驳。浓湮的茉莉花茶渐渐失去了颜色。此时的王曙光或许正在跟团团围坐的司机们介绍莒县路的历史。“别小看这条马路，德国人建的，一百多年了。挨个儿数吧，1号曾经是个旅馆酒店，当年有九间客房，还有台球室、俱乐部，餐厅里卖的是正宗德式西餐。2号，你去二楼的走廊上看看，现在还挂着个长匾，上面有四个字“寰海镜清”。那里曾经是公立的图书馆，青岛解放后，改名叫青岛市人民图书馆，后来迁走了。3号是一栋私人小别墅。楼里的老人说，德国人建的房子一般都有战争防御功能，地下室带拐弯，一个楼房设计好几个出口，如果发生巷战，都是现成的防御工事。4号，听说以前是家医院，抗战胜利后，改成了卫生局……”
一番如数家珍，把那些号称见过大世面的司机们彻底镇住了——想不到，青岛随便一个开便利店的都这么有文化；更想不到，青岛这么短的一条路竟有这么丰富的历史人文。以前总听说青岛人傲慢无知，看来不是真的。
这便是王曙光最满足的时候。
干了一辈子的电影放映员，六年前，退休后的王曙光开了这家小店，贴补家用。除了卖简易食品，也提供公话、复印、传真等服务，里屋是体育彩票售卖点。“一年只有七八两个月的旺季，又是薄利多销的小本买卖，刨去房租、水电费等成本，每天平均不到一百块钱的毛利，勉强维持而已。”
生意平淡，王曙光也从来不进假冒伪劣的便宜货。卖香烟，他写了醒目的标志贴在墙上，叫做“平价放心烟”，并附上专卖证代码。酸奶、肉制品等保质期不好控制的产品不卖。虽然是莒县路上唯一的便利店，又在旅游景区附近，王曙光却从来没有利用地利之便多赚外地游客的钱。一包餐巾纸卖五毛钱，一支老冰棍一块钱，冰镇可乐和普通可乐一样的售价。
王曙光不宰客，相反，他总是急游客之所急。这两年，经常有游客被附近海边礁石上的海蛎子皮划伤，附近没有药店，他特意进了一种创可贴，五毛钱一张，游客们高兴得像是碰到了救星。
一年又一年，银杏树从翠绿变成了金黄，又从金黄变成了翠绿，湖南、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全国各地经停这里的司机导游和数不清的游客们都认识了这个面容和善的青岛人——小店卖东西不坑人，主人和善又友好，老板的美名传往四方……
莒县路上一响起汽车发动机的轰鸣，王曙光的心，就有了热烈的响动。因为，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远方的客人们，来了。
清澈的源头
她留下来，就是祖辈的回归。
这几年，邴琴一直在托档案馆的熟人帮忙搜罗青岛早期工商业者和民族资本家的史料。包括她的家族史料。然而一切就像遥远的琴声，时断时续。很多东西真的打捞不起来了。熟人这样告诉邴琴。
只能一个人拂去尘埃，揣度那些空茫了吗？镇子上的露天电影散场之时，童年的邴琴盯着雪花浮白的影布所看到的深深寂寞，多年以后，又围囿上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邴琴的曾祖父从即墨来青岛闯荡，白手起家，在阳谷路9号创立“益和祥”字号，代理美孚公司的火油，后又在易州路31号设立“即兴诚”印刷局。两大商号均在青岛、即墨两地有分设，曾祖父也曾一度担任即墨商会常务副会长及新民会分区会长职务。
20世纪四五十年代，邴琴的祖父继续在旧时青岛的商业街上雕刻着家族印记。包括肥城路10号的“激流摄影社”，辽宁路277号的“黎明摄影社”，以及邴琴至今无法查索到详细地址的“百合摄影社”“日新摄影社”。邴琴常听老人们说，祖父除了是个天生会做生意的人，还是一个才子，擅长琴棋书画，精通吹拉弹唱。“《古今即墨》一书里曾经介绍他为真书、草书书法家，善画竹。”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邴琴随父亲第一次来青岛，走着走着，父亲就会停下来，指着某个地方说，“这里，以前是我们家的。”不等邴琴从惊愕中回过神儿来，就是父亲的一声叹息。
沿着叹息声，邴琴望向父亲所指，那些曾经的他们的家——有的是挖开的地基深坑，有的是大树拂掩下的二层老楼，还有的，是一片凋敝的深深院落。她把目光收回，想再从父亲的眼睛里打探更多往事的时候，父亲遮遮掩掩，一张沧桑的脸在夕阳里逆光而不明。
邴琴只好望着父亲在青岛街道上投下的影子而不敢再多看父亲一眼。她怀疑他含着泪。她甚至觉得，父亲不再说话，根本是在哽咽中凝滞了。她知道，祖父在“文革”中的含冤惨死给父亲留下了太多悲怆记忆，那些疮疤，父亲至今不敢触碰。事实上，在1968年遭遇了惨烈的政治变故，举家回迁即墨以后，整个家族就是缄口沉默的。修养让他们将心碎很好地隐藏在沉默深处。
这几年的秋天，每次回老家看望父母，邴琴都喜欢到院子里的枣树下坐坐。晚饭过后，暮色渐深，整个镇子被一种谢幕之后的松快感充满着。只待一阵风吹过，成熟的枣子跌落在地上，“哗哗哗”的声音，密集而喜悦。邴琴会捡起被小鸟啄过的一颗——她知道那才是最甜的枣子。
枣树是她出生那年栽下的。1978年的夏天。两个姐姐已经会玩游戏了，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孩。
读书以后，邴琴渐渐开始知道父亲是整个镇子上的传奇人物，几乎没有不懂不会的事情。“父亲博闻强记，涉猎广泛，不仅学识见地丰厚，钻研机器设备仿佛有天然的才能，这些才能使他帮很多人改造过机器，提高生产率，也让他做了很多实用的小发明。”
比如村里磨坊的机器坏了，请了很多人都修不好，几天没开工了。邴琴的父亲从外地赶回来，第一时间跳进水泥砌的出粮槽里，示意开关开合，几次之后，就能通过耳朵分辨机器轰鸣的声音，找出电机毛病所在，随后像医生开处方那样，确切地说出修理部位和拆换零件，第二天磨坊就开工了。
邴琴始终记得，当年家里的大圆饭桌，是父亲用一副板车车轴改造而成的。“车轴被竖立起来以后，在上方的轮圈处嵌进厚厚的圆木板，足够一家五口人围坐在一起热闹地吃饭。近几年兴起的后现代工业风格装饰，父亲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玩过了。”
姊妹三人，邴琴最像父亲。且深得家族遗传，敢想敢干，胆大心细。
“高一时，我妈帮我从老家批发了一车苹果，我就摆了个卖苹果的摊位。一个暑假把下学期的学费赚出来了。高二暑假，我卖的是内衣和袜子。高三暑假去手机店打工，店里只有我一个人懂英文能调试各种菜单，把老板高兴坏了。追溯起来，我的工作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不安分的我，在父母面前极有底气，毕竟学费是自食其力……”
这样的人生开端，才是不卑不亢的起点。“赚钱重要吗？重要啊。可是，跟有趣比，又似乎没有那么重要。”——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邴琴用行动证明了她的观点。
大学还没毕业，邴琴就被当地的建设局预定了。这个铁饭碗让所有的亲戚朋友为她骄傲。可上班没几天，她就受不得钟摆一样的模式化了，遂在半年后辞职，扔掉了事业编。
其实，上大学时她就已经计划好了，课余时间她考了个导游证，辞职后顺利地在旅游局谋得了一份有趣的工作，工资是低了点，但用两年的时间把文艺青年们的心灵圣地都去了个遍，让邴琴觉得很满足。走遍了想去的地方之后，她再一次放弃事业编，几乎什么都没带，2003年只身来到青岛，通过应聘进入媒体圈。
当时的邴琴，已经在无数次的长辈谈话中拼凑出了一个家族衍变史的框架。从读小学算起，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每一次家族的聚会她都尽量做个隐身人，或是帮着母亲忙前忙后，或是躲在角落里看书，以便让长辈们无所顾忌地说下去。只是，无论做什么，她的听觉都极力打开着，并将记忆力发展为硬盘——青岛，那个陌生的地方，因为太多附加情绪，竟然未谋面已生爱恨。
终于她带着与这座城市暂时无法挑明的秘密，潜伏于一本杂志的繁忙琐碎中，一个月一期连轴转，文字、图片全包，工资2500元，属于同行业中的偏下水平。
每期杂志开印之前，她都要泡在印刷厂校对数码样。十几年以前，浮山后以北属于城市边界，只能用荒草蔓生、人烟稀少来形容。她一个文弱女生，常常要跟上夜班的印前工作人员一起校样至凌晨两三点，再独自离开，走上连路灯都没有的漆黑小路。
从小路到能够打上出租车的大路，还有一段坑坑洼洼的土路，一般人根本不敢走，她却饱满着加班之余的激情，充满了幸福感和满足感。即使半路出现劫匪，把她抢得一无所有，她也没有真正地害怕过——那些年，她就是凭借着工作带来的舒朗而在这个城市里坚定地寻找着存在感，直至结婚生子，正式定居下来……
“潜意识里，来青岛，也许是为家族走脉里的重回，也许是不甘祖父辈在‘文革’中离开青岛背负的屈辱，也许，只是对青岛说一声，是的，又是我们，邴家又来了。”
在梳理祖辈生平的过程中，邴琴将自己代入了时间的黏稠，有切肤之痛，有暖心之喜，却也可以跳脱出来，打量那些灵魂的颜色和质地，感受祖父辈惊人的忍受力，深沉的忧虑和无争的宽厚。
最清澈的，总在源头。
私聊
阿占：你好像与父亲的感情非常深。
邴琴：我特别喜欢《北国之春》那首歌，因为歌中有句“家兄酷似老父亲”。没有家兄，但我有一个兄长一般的老父亲，帅气又儒雅，自信又谦逊。父亲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分别经历了不同的年代痛苦，是他大海一样宽容的心胸和天然的乐天性格铸就他成长为一个正直、善良、敦厚、机敏的人。我是我们家的“男孩子”，父亲也更依赖我，他觉得我最懂他。我们都是随心随性随意的人。出身原因，天资聪颖的父亲起先不被允许上高中，后来上了高中考上大学，又被别人顶替了。回到生产队以后，父亲被安排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却从不开口对任何人倾诉命运的不公，只将痛苦封藏内心——这些，我一想起来就心疼。
阿占：听说你写了一本关于林徽因的随笔集？我觉得写这类书等于给自己找麻烦，因为太多了，除非你能另辟蹊径，找到新的解读方式。
邴琴：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感情和认知去写，没有打算成为畅销书。林徽因有那么轻快明媚的诗，但她的人生全然不是四月天。她的幸福，在文学的世界、建筑的世界和艺术的世界，这是支撑她的巨大精神念力。我把林徽因一生的友情当做亮点来写，点评了她的男女闺密：徐志摩，金岳霖，张奚若，陈岱孙，沈从文，胡适，费正清夫妇，周培源，李济，叶企孙等等。他们都是各自学术领域的开创者，在战时互相接济互相帮助的友情非常伟大。如果让我形容林徽因的一生，我会引用她的一句诗，“献出我最热的一滴泪”，我同样希望这句诗能成为自己的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