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2 / 3）

衣

二十七年春初过桂林，看见满街都是穿灰布制服的，长衫极少，女子也只穿灰衣和裙子。那种整齐，利落，朴素的精神，叫人肃然起敬；这是有训练的公众。后来听说外面人去得多了，长衫又多起来了。国民革命以来，中山服渐渐流行，短衣日见其多，抗战后更其盛行。从前看不起军人，看不惯洋人，短衣不愿穿，只有女人才穿两截衣，哪有堂堂男子汉去穿两截衣的。可是时世不同了，男子倒以短装为主，女子反而穿一截衣了。桂林长衫增多，增多的大概是些旧长衫，只算是回光返照。可是这两三年各处却有不少的新长衫出现，这是因为公家发的平价布不能做短服，只能做长衫，是个将就局儿。相信战后材料方便，还要回到短装的，这也是一种现代化。

四川民众苦于多年的省内混战，对于兵字深恶痛绝，特别称为“二尺五”和“棒客”，列为一等人。我们向来有“短衣帮”的名目，是泛指，“二尺五”却是特指，可都是看不起短衣。四川似乎特别看重长衫，乡下人赶场或入市，往往头缠白布，脚登草鞋，身上却穿着青布长衫。是粗布，有时很长，又常东补一块，西补一块的，可不含糊是长衫。也许向来是天府之国，衣食足而后知礼义，便特别讲究仪表，至今还留着些流风余韵罢？然而城市中人却早就在赶时髦改短装了。短装原是洋派，但是不必遗憾，赵武灵王不是改了短装强兵强国吗？短装至少有好些方便的地方：夏天穿个衬衫短裤就可以大模大样的在街上走，长衫就似乎不成。只有广东天热，又不像四川在意小节，短衫裤可以行街。可是所谓短衫裤原是长裤短衫，广东的短衫又很长，所以还行得通，不过好像不及衬衫短裤的派头。

背竹篓的中国男孩和美国大兵艾伦合影的女孩

重庆的马路和街道，（威廉·迪柏摄）

不过衬衫短裤似乎到底是便装，记得北平有个大学开教授会，有一位教授穿衬衫出入，居然就有人提出风纪问题来。三年前的夏季，在重庆我就见到有穿衬衫赴宴的了，这是一位中年的中级公务员，而那宴会是很正式的，座中还有位老年的参政员。可是那晚的确热，主人自己脱了上装，又请客人宽衣，于是短衫和衬衫围着圆桌子，大家也就一样了。西服的客人大概搭着上装来，到门口穿上，到屋里经主人一声“宽衣”，便又脱下，告辞时还是搭着走。其实真是多此一举，那么热还绷个什么呢？不如衬衫入座倒干脆些。可是中装的却得穿着长衫来去，只在室内才能脱下。西服客人累累赘赘带着上装，倒可以陪他们受点儿小罪，叫他们不至于因为这点不平而对于世道人心长吁短叹。

战时一切从简，衬衫赴宴正是“从简”。“从简”提高了便装的地位，于是乎造成了短便装的风气。先有皮茄克，春秋冬三季（在昆明是四季），大街上到处都见，黄的、黑的、拉链的、扣钮的、收底的、不收底边的，花样繁多。穿的人青年中年不分彼此，只除了六十以上的老头儿。从前穿的人多少带些个“洋”关系，现在不然，我曾在昆明乡下见过一个种地的，穿的正是这皮茄克，虽然旧些。不过还是司机穿的最早，这成个司机文化一个重要项目。皮茄克更是哪儿都可去，昆明我的一位教授朋友，就穿着一件老皮茄克教书、演讲、赴宴、参加典礼，到重庆开会，差不多是皮茄克为记。这位教授穿皮茄克，似乎在学晏子穿狐裘，三十年就靠那一件衣服，他是不是赶时髦，我不能冤枉人，然而皮茄克上了运是真的。

再就是我要说的这两年至少在重庆风行的夏威夷衬衫，简称夏威夷衫，最简称夏威衣。这种衬衫创自夏威夷，就是檀香山，原是一种土风。夏威夷岛在热带，译名虽从音，似乎也兼义。夏威夷衣自然只宜于热天，只宜于有“夏威”的地方，如中国的重庆等。重庆流行夏威衣却似乎只是近一两年的事。去年夏天一位朋友从重庆回到昆明，说是曾看见某首长穿着这种衣服在别墅的路上散步，虽然在黄昏时分，我的这位书生朋友总觉得不大像样子。今年我却看见满街都是的，这就是所谓上行下效罢？

夏威衣翻领像西服的上装，对襟面袖，前后等长，不收底边，不开岔儿，比衬衫短些。除了翻领，简直跟中国的短衫或小衫一般无二。但短衫穿不上街，夏威衣即可堂哉皇哉在重庆市中走来走去。那翻领是具体而微的西服，不缺少洋味，至于凉快，也是有的。夏威衣的确比衬衫通风；而看起来飘飘然，心上也爽利。重庆的夏威衣五光十色，好像白绸子黄卡叽居多，土布也有，绸的便更见其飘飘然，配长裤的好像比配短裤的多一些。在人行道上有时通过持续来了三五件夏威衣，一阵飘过去似的，倒也别有风味，参差零落就差点劲儿。夏威衣在重庆似乎比皮茄克还普遍些，因为便宜得多，但不知也会像皮茄克那样上品否。到了成都时，宴会上遇见一位上海新来的青年衬衫短裤入门，却不喜欢夏威衣（他说上海也有），说是无礼貌。这可是在成都、重庆人大概不会这样想吧？

雾重庆·茅盾

二十九年（1940）我到重庆刚赶上了雾季。然而居然也看见了几天的太阳，据说这是从来少有的。人们谈起去年的大轰炸，犹有余怖；我虽未曾亲身经历，但看了水潭（这是炸弹洞）那样多，以及没有一间屋子不是剥了皮，——只这两点就够了，更不用说下城那几条全毁的街道，也就能够想象到过去的大轰炸比我所听见的，实际上要厉害得多。

然而“雾重庆”也比我所预料的更活跃，更乌烟瘴气，而且也更趋莫名其妙，“雾重庆”据说是有“朦胧美”的，朦胧之下，其实有丑，但此处只能拾零而已。

重庆的雾季，自每年十一月开始，至翌年四月而终结，约有半年之久。但是十一月内，“逃炸”的人们尚未全归，炸余的房屋尚未修葺平整，而在瓦砾堆上新建筑的“四川式”的急就的洋房也未必就能完工，所以这一个月还没活跃到顶点。至于四月呢，晴天渐多，人与“货”又须筹备疏散，一年内的兴隆，至此遂同“尾声”，故亦当别论。除去首尾两月，则雾重庆的全盛时代，不过四个月；可是三百六十行就全靠在这四个月内做大批的生意，捞进一年的衣食之资，享乐之费，乃至弥补意外的损失。

而且三百六十行上下人等，居然也各自达到了他们的大小不等的“生活”目的，只看他有没有“办法”！有办法，而且办法颇多的角色，自可得心应手，扶摇直上；办法少的人呢，或可幸免于冻馁，但生活费用既因有些人们之颇多办法而突飞猛进，终至于少办法者变成一无办法，从生活的行列中掉了队。有人发财，亦不免有人破产；所以虽在雾重庆的全盛期，国府路公馆住宅区的一个公共防空洞中，确有一个饿殍搁在那里三天，我亲眼看见。

这里只讲一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人物。浙籍某，素业水木包工，差堪温饱，东战场大军西撤之际，此公到了汉口，其后再到重庆，忽然时来运来，门路既有，办法亦多，短短两年之间，俨然发了四五万，于是小老婆也有了，身上一旗袍数百元，一帽一鞋各数十元，一表又数百元，常常进出于戏院、酒楼、咖啡馆，居然阔客。他嗤笑那些叹穷的人们道：“重庆满街都有元宝乱滚，只看你有没有本事去拾！”不用说，此公是有“本事”的，然而倘其他那一点水木包工的看家本事，他如何能发小小的四五万？正如某一种机关的一位小老爷得意忘形时说过的一句话：“单靠薪水，卖老婆当儿子也不能活！”

这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小小暴发户，今天成为“繁荣”雾重庆的一分子。酒楼、戏院、咖啡馆、百货商店、旧货拍卖行，赖他们而兴隆；同时，酒楼、戏院、咖啡馆、百货商店、旧货拍卖行的老板们，也自然共同参加“繁荣市面”。

重庆市到处可见很大的标语：“藏钞危险，储蓄安全。”不错，藏钞的确“危险”，昨天一块钱可以买一包二十支装的“神童牌”，今天不行了，这“危险”之处，是连小孩子也懂得的；然而有办法的人们却并不相信“储蓄安全”，因为这是另一方式的“藏”。他们知道囤积最安全，而且这是由铁的事实证明了的。什么都囤，只要有办法；这是大后方一部分“经济战士”的大手笔。如果壮丁可以不吃饭，相信也有人囤积壮丁，以待善价的。据说有一个囤洋钉的佳话，在成都方面几乎无人不知：在二十八年之夏，成都有某人以所有现款三四千元尽买洋钉，而向银行抵押，得款再买洋钉，再做抵押，如此反复数次，洋钉价大涨，此人遂成坐拥十余万元之富翁。这故事的真实性，我颇怀疑，然而由此可见一般人对于囤积之向往，也可见只要是商品，囤积了就一定发财。

1930年的重庆街景

重庆市大小饭店之多，实足惊人。花上三块钱聊可一饱的小饭店中，常见有短衫朋友高踞座头，居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中山装之公务员或烂洋服之文化人，则战战兢兢，猪油菜饭一客而已。瞎眼的诗人于是赞美道：劳力者与劳心者生活之差数，渐见消灭了，劳力者的生活程度是提高了。但是，没“办法”之公务员与文化人固属可怜，而出卖劳力的短衫朋友亦未必可羡。一个光身子的车夫或其他劳力者每天气命所得，或许是多于文化人或公务员，每星期来这么两次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也许是不成问题的；然而要是他有家有老有小，那他的“生活程度”恐怕还是提不高的。君不见熙熙攘攘于饭店之门者，短衫朋友究有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