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三十六祠堂的青原陂下村，是以胡姓聚居为主的村落。现存的罗姓祠堂有评事堂、存古堂，而胡姓祠堂就多了。有敦仁堂、星聚堂、潭滨堂、具庆堂、让公堂、乐善堂、九思堂、竹隐堂、启正堂、承启堂、致中堂、两秀堂、学贤堂、玉岗堂、成济堂、景山堂、两吉堂、养性堂、仰山堂、爱敬堂、思敬堂、桂林堂、遂志堂、志善堂、辉公堂。敦仁堂为胡姓总祠，其它为支系分祠，还有一座个人祠。我之所以不厌其烦把这些堂号罗列在此，是因为，它们不仅显示了宗族内部各派各房各支的渊源和界定，而且，即便顾名思义，也是可以从中依稀体味出各自的性情、各自的尊崇的。比如，总祠敦仁堂有联云：“敦实行敦实学重仁义先重道德，仁于国仁于家为孝子后为忠臣。” 星聚堂楹联曰：“星可摘斗可折霄汉联升追祭酒，聚其灵毓其秀云初繁衍接参军。”而竹隐堂则称，“竹高以节不同桃李芬芳盖争九十，隐待其时可好鱼龙变化浪击三千”，“竹引凤栖门庭以内无凡鸟，隐称龙德雷雨之中看化身”。
这些祠堂，均为天井式，凸显坊牌、喜鹊聚巢式门楼、三进式参亭和祖宗神龛。特别是，它们打破了祠堂由入口门厅、享堂、后寝构成的三段式，在享堂前连接一个敞开的名为参亭的亭式空间，这一结构明显高出享堂，并做成歇山顶，形成宏伟的内立面。参亭前本是第一进天井，可这一天井院却扩大了许多，显得更具气势。其功能在于，在祭祀中，增加了辈分排列的序列空间和作为演出的场地。在扩大天井院势的同时，两侧厢廊也相应加大。凡建有参亭的祠堂，其厢廊均做成了开放的两层结构，无疑，这是观看演出的好地方。
吉安青原的毛家村，现存祠堂四座。总祠称冬官第，青砖、灰瓦、马头墙，红石立角，青石门框、横担，共有两井三进，面积并不大，却是传统祠堂向现代建筑转变的典型。早在1936年建造时，它就用上了水泥，并且，用水墨石磨面柱子代替木柱，用瓷版画取代木雕刻装饰，用彩塑技艺来装潢墙面。四根水磨石屋柱每根高三米六、直径五十五公分，想必在当时这非常了得。因为，建此祠堂花费万余金，一富商捐资六千大洋，这屋柱用了他捐资的十分之一，可见造价之昂贵。屋柱的意义更在于它的设计理念。毛家人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渴望接受新事物，该屋柱的设计就是较早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产物。柱子上方有仿意大利风格的卷草花饰、水泥浮雕“狮象四瑞”，外来文化元素和传统工艺有机结合。其时，水泥刚问世不久，全靠进口，故称洋灰，只有沿海大城市方见使用。据说，毛家村的水泥是其留洋的子孙从国外买来的，连设计的工程师、施工的泥瓦匠都请自上海、江浙。而且，当时没有机械设备，全是手工操作，边用洋铁皮水壶洒水，便用人工打磨，耗时一个多月。
自祠堂建好后，每年春节都要在中堂两边的柱子上贴这样一副对联，云：“司空司马第，太守太保家。”它标榜的正是毛氏的显赫门第和攻读家风。据说，在毛家村，凡入学启蒙的弟子不仅要对孔圣像行跪拜大礼，还有一套拜孔的舞蹈。此地传说，一举人来莲庵设馆授课，后来考中进士离开，就连供奉于堂上的康王爷菩萨也仰慕不已，竟屈驾离座，月夜为这“文曲星”开门，不料，失足摔折了手臂。康王爷菩萨莫非是想诚心就此一拜吧？
清光绪年间，该村的仁炬公创建“裕元和”纱布店，积产数万金后，在村中兴建裕元巷。在其“尔等能奋志前程以诗书训子孙，令世世不乏读书种”、“士人十年读书，十年养气，必先化气质为主”的思想训导下，毛家村以教养学，文风鼎盛，精英荟萃。如今人口不足三百，却有大学以上学历者一百三十四人。“学界泰斗、一代宗师”、“刚烈报人”、“一家三教授”、“兄弟两高工”、“父女两高编”、“兄妹渡东瀛”、“姐弟留北美”、“夫博士妻硕士”等美誉，时时挂在村人的唇齿之间。
毛氏宗祠又名文接堂，寓意传承文明、文化接力。祠堂内“葩经世泽”、“出囊脱颖”、“捧檄承欢”等牌匾，“迎尚书以就养心能兼孝，因刺史而兆基官即为家”、“教子孙两行正路唯读唯耕，继宗祖一脉真传克勤克俭”等楹联，大约道破毛家村人文蔚起的秘密。
安义县的鸭嘴垅，是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熊式辉故里。1949年，熊式辉因不满于蒋介石的“一柄两操、以夷制夷”以及“尊贤终不胜亲亲，惆怅关梁听犬狺”等做法，与其分道扬镳，退出政坛。熊式辉曾主赣十年。如今，鸭嘴垅被称做“民国村”，便体现了他的桑梓情怀。“民国村”因至今保存着十几幢旧时西式洋楼而得名。
1939年，日军入侵安义，村民全部南迁到泰和、遂川等地，房屋被焚毁殆尽。抗战胜利后，村民返回故里，只得搭建茅草房挡风遮雨。1946年，熊式辉回乡省亲，看见村庄破败不堪，便主动出面收集全村田地、山林权属证，向银行抵押贷款五亿元重建家园。村庄得以重新整体规划，并请著名建筑师设计，施工也是当时的名匠。那些楼房属于中西合璧式，排列整齐，设计新颖，有厅堂、卧室、厨房、农具间等。1949年，国民党败退在即，当时流通的金圆券一跌千丈，日渐贬值，熊式辉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催促族人赶紧还贷。结果新旧折算后，一幢楼房仅花费二十四吊铜钱，折合银元一块。此事一时被传为笑谈。
熊氏宗祠位于村中央，里面可容纳七八百人，重修时熊式辉的手书石刻“梓源荆派”匾额镶嵌在宗祠大门上。无论是戎马生涯，还是出军入政，熊式辉每次回到家乡，总是先到宗祠祭拜先祖，以示不忘祖宗。听说，当年其第二任夫人的灵柩从上海逆江而上，入鄱湖，再经潦河水道运回，一路颇费周折，终于落葬在鸭嘴垅北面的铜锣山顶。尽管，祠堂被一幢幢小洋楼簇拥着，它的召唤仍是有力量的。
作为联宗睦族的活动场所和宗族心灵的外化标志，祠堂在选址、体量、营建、装饰等方面，总是倾注了合族人的财力和智慧，从而成为村落中最为高大气派的建筑，成为宗族的脸面。它要高悬堂名匾、祖辈功德匾和朝廷赐予的各类牌匾，以标榜宗族渊源、宗族荣光；还要刻题和张挂言简意赅、意蕴深远的楹联，大肆张扬宗族历史、门第阀胄、衣冠爵禄、人物簪缨、族训家规、山形地势等。如此这般，无非是为了教化族人报本睦族、规范行为，激励子弟“处则孝，勤于耕读；出则仕，光宗耀祖”。
然而，我以为，威严、肃穆的宗祠，除了意在以其高大气派来炫耀宗族的力量以凝聚人心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它刻意表达的辟邪意义所造成的。一方面，共同的避凶趋吉心理，势必渗透作为宗族脸面的宗祠建筑中，使它的表情变得更为冷峻，凛凛然，就好像枕戈待旦地镇守着村庄，镇守着人心，威慑着时刻在觊觎族人的灾难和凶险；另一方面，它的门楼造型，它的飞檐翘角，它丰富的纹饰和绚丽的色彩，在满足人们审美心理需求的同时，总是通过隐喻和象征，传达着人们避凶趋吉的祈愿。宗祠建筑及装饰所追求的赏心悦目，和宗祠择址向往山明水秀的环境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梅冈村里许多古宅的门环上、窗台边，都插着新鲜的松枝，其辟邪的意义是不庸质疑的。不过，如此约定一般，却是我很难猜测的。一问，才知道，村人正在修整宗祠科甲第门前的坪地，人们唯恐惊醒了邪祟，因此才在已无人居住的老房子上插松枝。显然，此地人们把祠堂建筑当做镇煞物了。
于是，我把宗祠看做是村庄的最具规模、最为壮观的辟邪物。那类似官帽的五凤楼，那驻守在屋脊和翘角上的凶兽、吉兽、瑞兽和鸱尾、螭吻，那不无物镇意义的石狮，那遍布宗祠内外的各种图案和文字……民间认定具有辟邪安宅作用的形象和纹饰，差不多都集中在宗祠建筑中了，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江西乡间的祠堂从外观上看，并不都是富丽堂皇的。古村落中的祠堂，从立面构图来看，大致有这么几种体形：一是简单的立方体，立面除了大门，没有别的面的划分，外墙面和屋面几乎没有装饰；二是由墙面和屋面两个矩形体组成，以开间来作立面的划分，这类祠堂一般前有门廊和八字照墙，两端封火山墙的垛头严格对称，造成了构图变化；三是在矩形体的组合之上，屋面耸起以密集的斗拱支托的重檐，即民间所称的雀巢宫，那四角微翘的重檐或双重檐，用优美的弧线丰富了立面轮廓；四是最为常见的有着坊式门楼的祠堂，它以多阶封火山墙构成的墙面和以开间划分的立面，与多层的坊式门楼参差错落，使本来比较单纯的矩形体仿佛由若干个几何体组成，从而实现了宗祠建筑的体形美。
赣东及邻近一带的祠堂，比较常见立方体的体形，作为主立面的山墙面和立面严整呆板，大面积的由青砖构成的面浑然一体，几乎没有变化，只是在入口处开有大门，贴墙饰以简洁的门罩，四围高墙遮挡了里面各进房屋的屋面。这方方正正的建筑，营造的是完全封闭的空间环境，给人的感觉是沉重的、僵硬的，就像一块永远搬不走的巨石。但是，在民居门楼飞檐翘角、封火墙陡然林立的建筑环境中，它们恰恰以简单的立方体叫人肃然起敬。
对了，既然道教以磐石寓坚固永生，来反映追求吉祥如意、延年益寿和羽化登仙的思想，而宗祠和豪门大宅前的石狮、陵寝前的镇墓兽，甚至标榜功名的旗杆石及系马桩、上马石等，其实也都隐含着物镇辟邪的用心。那么，我相信，这些方正的庞然大物四平八稳地匍匐在大地上，很可能被赋予了磐石的使命，镇守着一方土地和人心。
其它几种体形的祠堂，在建筑构图上，则更加重视体形的美。它们的形式美感来自屋面的变化，来自封火墙、雀巢宫、坊式门楼的飞檐翘角，以及为之着意安排上去的装饰构件。如此这般，或许可以说，它们是满怀敬畏地仰望着天。
瑞金凤岗的钟唐裔公祠又称世美堂，与此毗邻的另一座祠堂叫绳武堂，两座祠堂前有一口半月形池塘。世美堂为三开间三门，有雨廊，正门前有石狮、抱鼓石各一对；而绳武堂为坊式门楼，大门匾额题刻着“雅程荆善”，门楼上石雕图案繁复，尤以石拱上的兽头形象最为突出，上下两层各有四组石拱，每组石拱的出头部分都雕成狰狞的兽头，怒目像狮，立耳若犬，扁嘴又似什么猛禽。它们集聚在一起，却面朝各个方向，仿佛警戒着各处的邪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