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亮正一寸寸消失，天地间的蓝紫色已经替代了之前的胭脂绯红，路灯初燃，城市变成剪影，空气静默，车流退却，我走在路上。
我走在的路上，是最美最老的那些。这座大陆尽头的港口城市，如果你心存一份与它脉络相通的地图，就应该知道——从鲁迅公园往东，走过水族馆，走过第一海水浴场，拐上略有倾斜的南海路，往东南方向路过东海饭店，就此深入八大关腹地——这样的线路意味着什么。
20岁以前，我丢在这些线路上的都是疯狂的想像。现在，我则如一个信仰的求索者，求索与我的审美相吻合的故乡。
走过当年读书的文登路小学，我特意看了一眼花墙边的白玉兰，朵朵挺秀，枝枝清高，那是我今生所见过的最出众的白玉兰。
走在路上，风很大，我斜肩挎包，游客一样。史铁生在《病隙碎笔》里说，8人可以走向天堂，却不能说到达天堂。因为走向意味着彼岸的存在，而到达则是彼岸的消失。
一切信仰亦是如此。只是一个方向。一条使你甘愿匍匐的道路，却没有具体所在——提供指引而不设立终点，恰恰是神最大的智慧。
射手座的人通常拥有健壮的下肢，这足以支持他们实现生活在别处的梦想。他们不明就里地冲动让他们不停地出发，所幸，在途中的天生预感可以帮助他们少走弯路，于相当高的安全指数里穿梭巡回。
这大约可以成为我远走故乡多年却无惊无险的最好解释。射手女如我，故乡路也好异乡路也罢，竟能走出相同的坦然。18岁那年，为准备高考，我要到西湖边的浙美（现为中国美术大学）投师学画，那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行。关于怎么去，父母把地图铺在写字台上，研究了两个晚上。
当时，青岛到杭州有两条大路：一条是坐火车到上海，出站买票，再坐火车到杭州；另一条是坐火车到苏州，换乘汽车到杭州。有经验的人登门出谋划策，父母最终选择了后者。因为后者既可以让一个女孩子避开大上海火车站的杂乱，又可直线到达目的地。
母亲说，到了杭州，你先买份地图吧。
出发了。我背着画夹，如侠客佩剑。我两眼望天，内心轻狂。我的脚步真快啊，是个勇敢的好姑娘。
我并没有买地图。年少的我还无法接受一张地图的冷静与理智。相较于地图的浓缩斟酌，我更依赖人与人的直接交流——我向那些看上去面善的人问路，并笃定他们湿答答的口音里藏不住诡计。嘴甜爱笑，是我赢得善待的法宝。
在外游荡的年月，我都是很少想家的。与此成正比的是，我的父母也从未表示过担心或阻拦。也许，我们都是“心大”的人。按照地图所指，之后，我曾分别居住两年以上的深圳、厦门和香港，地处北纬25°，属南海，棕榈、桉树、榕树和南洋杉染绿了许多知觉，我穿着吊带裙度过漫长的夏季和仓皇的青春——在无处闪躲的日照与刺目光亮中，我仍是不想家的。
开始迷恋地图的具体时间，我已经忘记。似乎是在32岁的秋天，没有开蒙仪式，却自此忽然发现地图绝不再仅仅是一张纸，它更促使我超越了性别所致的方向感局限，煽动起我的好奇心。怀揣地图上路或者进入陌生城市时先买下一份地图，那种感觉，就仿佛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地图爱好者，正在把地图作为一部伟大的叙事史诗来阅读。
属于故乡的夏季，马路上游动着手捧地图索骥的背包客。
当街展开地图，是一种气质。跟着地图走，要比跟着导游的小旗走更有挑战性。地图与寻找、冒险相联，走错了路等于又认识了一条新的路，新的路上必有风景，幸运的话，还可以触摸到这座城市的脉动。
大多数男人都声称自己是地图爱好者，这一意味深长的谎言给地图带来了更多的神秘感。尤记得大学里教古典文学的老师，放假前叮嘱每个同学开学时带回一张所在城市的最新版地图。这个身高只有167厘米的江南小男人，除了胡子修得很骑士，长相实在难上台面。我讨好地告诉他青岛还有啤酒和海鲜，他说“一张地图足矣”。
他收藏地图。地图不断地满足着他对宏观的执迷以及对虚拟游戏的偏爱。这份内心的狂野很好地补充了形体的不足。
古往今来，人与地图的关系通常体现在这两个层面：实用、游戏。无数观光客、探险家和寻宝人，在实用的层面上把地图当做完成一次次意义非凡的搜索的工具，而更多的患有轻度幽闭症或自恋成狂的人，则通过地图找到了在现实中找不到的快乐和满足——这一点常常被忽视，但它很有可能就是地图的本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