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波沈家门。永远都有等船过海的人，许愿或还愿，让普陀山香火绵延不断。随处可见的尼姑几乎都是佛学院毕业的，读了很多书，一身筛离了阳光的清廖，只披挂一阵淡然清风。
她们来自不同的城市，然后融合在统一的世界里，扔掉欲望，让血一天天沉静，直到脸色变得透明起来。她们在人海中穿行，目光于浮尘之上。想与她们的眼神相遇，几乎没有可能。但总有人试图在她们那里搜索问题的答案——单调的日子怎样渡过？咫尺的繁华有没有诱惑？是否拥有过爱情？亲情如何维系？
同样地，在上海，在徐家汇。在夜来映红天际的霓虹里，住着已经八、九十岁的天主教修女。从年轻时代起，就遗世在幽闭的房子里静修。她们有自己的礼拜堂，自己的神学图书馆，自己种花奉献在神坛前。甚至她们以这样的生活方式度过1966年红色狂飙的夏秋。路过那房子，只能听到她们晨昏唱诗的风琴声，看到她们洗干净的浅色旧衣衫在失修的红百叶窗前滴着水。
而一墙之隔的弄堂口，简陋的修鞋摊上常常围着花枝招展的女子，身上是时髦廉价的衣裙，脸上浓厚的化妆尘土一样。她们坐在小木凳上，暴露着左脚或右脚，开线的鞋正躺在鞋匠的腿上。在静修院高墙外的阴影里，她们那光着的脚，后跟上通常是被不合的尺寸磨出的厚茧。因为总穿设计不科学的尖头高跟鞋，脚趾也变了形。可就是这样一只只套在劣质皮鞋里委屈和辛苦的脚，指甲上还涂着鲜艳丹蔻。
在自己的城市。在老城区一个即将被拆光的小巷。苔藓绣满了半壁墙，生锈的黑铁门骨架已散，临街的窗户，低低地挂在半空，里面的人早早搬走了。独见老妪拄着拐杖，松懈地站在巷尽头，夏日正午的太阳变成了舞台上的顶光，这个演员却是糙布里没有瓤的玩偶。据说，拆这样的房子会拆出好多细菌，因是从前的香艳地，房间密集而邻，历久无修，梁木已腐烂到底。
在东部新城的大道上，兴致勃勃扑向远大前程的年轻女子实在太多。她们一看就是有文化的，有思想的，有曲线的，但为什么她们眼神明亮得好像要长出一双手来，恶狠狠地攥住些什么，并散发着现实主义的残酷与无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