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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君派人去郑国，告诉各位大臣宋国将派兵送回公子突，那时宋国正强盛，郑国哪里是它的对手，所以大臣们纷纷倒戈拥护公子突。太子忽见大势已去，便跑到卫国避难去了。这年秋天，公子突回国即君位，是为厉公。
宋国一面派人来称贺，一面索要厉公应诺的城邑和粮食。厉公当时许诺城邑时，并未打算真给宋国，如今他刚即位为君，就拱手送出六座城邑，怎么向群臣交代，他自己又如何立得住脚呢?所以他假意说要与卿大夫们商量，城邑的事情暂缓，先送点粮食。
宋君一看厉公反悔抵赖，十分生气，联合齐国准备攻打郑国。郑国与鲁国联合起来抵抗，打败宋齐联军，城邑的事也就没人再提了。
宋国乘人之危，制造事端威胁利诱，妄图坐收渔人之利，白得好处。郑厉公在紧迫形势下，假意承诺，取得宋国支持，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后过河拆桥，一反前诺，既保全了国土，又夺得了君位。
对付乘人之危之人，就该走诺而不行的“流氓路线”，反正自身已处安全地带。中国历史上另一人物刘邦，可谓把“流氓路线”走得炉火纯青，最终身为“伟丈夫”的项羽被他打败，虽是情理之外，却也在意料之中。
《史记》载：项羽问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斗力。”其赖跃然纸上。后来双方盟约鸿沟为界楚汉讲和，项羽把刘邦的父亲、妻子放了，引兵东归，刘邦突然毁约，以大兵随后攻之，把项羽逼死乌江。刘邦之无赖可见一斑。
楚、汉两军对峙的时候，项羽曾把刘邦的父亲捉到军中，想以此要挟刘邦。一次，两军对阵，项羽把刘邦的父亲推到阵前说：“你如果不撤兵，我就把你父亲烹煮了。”刘邦竟然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们俩曾经结拜为兄弟，我爸爸就是你爸爸，你爸爸就是我爸爸，你若把你爸爸煮了来吃，请把肉汤分一杯给我喝。”
君子一般不是“流氓”的对手，前者拘泥刻板，后者灵活现实。前者被道义束缚，后者可以在不触犯道德底线的情况下为所欲为，这样，君子总是按常规出牌，而“流氓”总是神出鬼没，出人意料。所谓“流氓路线”，即不循章法，抛开顾虑，百无禁忌。如此行事，守，对手不知从何下手；攻，对手自然不堪一击。
放“小”才能抓“大”
德川家康是丰臣秀吉所信任的五大老之一，丰臣秀吉临终托孤，希望家康能好好辅佐他的儿子丰臣秀赖，并且让家康和另外一些人，写下了宣誓向秀赖效忠的文书。然而丰臣秀吉死后不久，德川家康就举兵向阙，逼得秀赖母子自杀。这似乎是背信弃义，有亏名节，然而，家康对秀吉晚年的托付有另外的想法。丰臣秀吉当年是心中有天下的大智者，只是到了晚年，意志变得薄弱起来，将天下变成了自己的感情寄托，传给儿子。如果是在秀吉中年，他绝不会为一己之私传将军之位。于是，讨伐家康就成了有违常理的事情。
有一句名言是“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意即成大事者必须抓住主要矛盾，认准大方向，着力于解决主要问题，而对于与大局无关的细枝末节问题可以忽略。在生活中，许多人足够心细和成熟，对任何事都深思熟虑，却事业无成。一些功成名就的人，往往只关注自己事业领域内的事情，摸透做精，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反而马虎。
梁国有一位君王，很想把国家治理好，做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于是他每日勤于政事，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比如他制定了严格的法律，规定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甚至连人们在大路上走路的姿势都有严格规定。
虽然他非常认真负责地管理国家，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老百姓怨声载道，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梁王非常苦恼，却又无计可施。他听说杨朱满腹经纶，就向杨朱请教。
杨朱对梁王说：“你看见过放羊的情景吗？有一堆羊群，如果让一个小孩拿着鞭子守护着，要羊向东，羊群就向东，要羊向西，羊群就向西。可是，假如让尧帝来把每只羊都牵上，还让舜帝拿着长长的鞭子跟在后面，羊反而就不好放了。而且我还听说过这么一句话：能吞下大船的鱼不在支流中浮游，鸿鹄只在高天上飞，不会落在低矮的屋檐上。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们志向高远。黄钟大吕这样的乐器不和繁杂的乐音合奏，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那是高亢的乐律。所以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今天君王你身居高位，想成就大业，可是事无巨细，什么小事都管，结果适得其反，做出越俎代庖的事来，使本来应该管的事反而没有管。你说这样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好呢？”梁王听了翻然醒悟。
有一句俗语说得好，在其职谋其政。作为君王，治理国家应该从大处着手，如果不论事情大小都事必躬亲的话，往往不会取得好的效果；只要把自己应做的做好，就非常不容易了。所以，一个拥有大局意识的人做任何事都要从大处着眼。
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不管他多么努力、多么勤奋，都不可能把一生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好。事事都想做好，反而事事都做不好。一生中只要做好几件重要的事，你的人生就是成功的。纵观古往今来的成功者，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