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部厚厚的《江西通史》里，循着四面八方袭来的酒香，走向唐代江西的四面八方——
唐代人们饮酒普遍，上至官僚文士，下至平民百姓，皆好饮酒。江西地区饮酒之风也极浓。《太平广记》中就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如卷四○○《雩都人》记，于都县一船主“遇一黄衣人乞食”，便“与之盘酒”；卷三五五《王誗妻》记，南安县“人有祭祀，但具酒食”。卷四九七《江西驿官》记，江西的某官驿设有酒库，“诸醢毕熟”。诗歌中也有不少关于饮酒的生动而形象的描写，如王驾《社日》咏民间节日里，鹅湖山下的民众饮酒庆祝，以致出现“家家扶得醉人归”的农家乐景象。另外，袁皓《重归宜春偶成》：“殷勤倾白酒，相劝有黄鸡。”韦庄《袁州作》：“正是江村春酒熟，更闻春鸟劝提壶。”郎士元《寄李袁州桑落酒》：“十千提携一斗，远送潇湘故人。”白居易《早秋晚望兼呈韦侍御》：“浔阳酒甚浓，相劝时时醉。”这些诗句也对江西的饮酒之乐作了形象的写实。而刘禹锡《送湘阳熊判官孺登府罢钟陵因寄呈江西裴中丞二十三兄》描写南昌：“朱槛照河宫，旗亭绿云里。”杜牧《罢钟陵幕吏十三年来泊湓浦》诗曰：“青梅雨中熟，樯倚酒旗边。”又足见赣江、湓水人口集中之地，酒家经营十分兴旺。五代时期，本区的饮酒风并没有衰减。《五代诗话》卷三引《天禄识余》“毛炳”条记载：丰城人毛炳“入庐山，每与诸生曲讲，获镪即市酒尽醉。时彭会好茶，而炳好酒，时人为之语曰：‘彭生作赋茶三斤，毛氏传经酒半斤。’”后游螺川诸邑，遇酒辄饮，不醉不止。
饮酒之风的盛行，是以酿酒业的兴盛为前提的。当时江西的酒类生产以工艺相对简单的浊酒为主。浊酒酒液浑浊，米滓往往漂在酒面上，泛泛然如同浮蚁，故时人称及“浊酒”多以“蚁”字来形容。白居易在江州浔阳时，作《问刘十九》诗称的“绿蚁新醅酒”，即是当地的有名的浊酒。上引诗人袁皓所称“白酒”即是浊酒。与前代相较，江西酿酒技术有所提高。《太平广记》卷二三三《南方酒》记，有酿酒者埋置酒于陂中，“候冬陂池水竭时，置酒罂，密固其上，瘗于陂中”。这无疑是一种培养酒质的技术。在酿酒原料及技术上，南方酒“不用曲蘖，杵米为粉，以众草叶胡蔓汁溲”，因此合糯为酒。且“饮既烧，即实酒满瓮，泥其上，以火烧方熟”。这种米酒经过了过滤、火烧。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酿酒技术的进步。江西各州县普遍酿酒，出现了一些享誉全国的地方名牌酒。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所列全国名酒十余种中就有江西“浔阳之湓水”。白居易《首夏》诗中赞道：“浔阳多美酒，可使怀不燥。”宜春酒也是当时名酒，《新唐书?地理志五》记，“袁州宜春郡……有宜春泉，酿酒入贡”。由于宜春酒佳，唐时有人提倡仿制此酒。《白孔六帖》卷十五载：“李泌字长源，泌请里闾酿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丰年。”
唐代酿酒分官酿和私酿。唐前期允许私人酿酒，采取官私酒业自由发展的宽松政策，从而推动了民间酒业的发展。民间酿酒或自用，如以陶渊明酿酒故事命名的“陶家酒”，在九江民间素有盛名。李白《浔阳感秋》：“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白居易《浔阳秋怀赠许明府》：“试问陶家酒，新篘（要造字：竹字头下加“刍”）得几多。”又《太平广记?南方酒》记，“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待到女大出嫁时”，取供贺客，这种酒被称为“女酒”；或是在市场上出售，江西地区市场上的酒家不少。同上《南方酒》记，“无赖小民空手入市，遍就酒家滴淋”。《唐国史补》卷上载：大历年间，柳浑佐江西观察使路嗣恭幕时，“嗜酒，好人廛市，不事拘捡”。中唐以来，朝廷政府为了增加税收，满足军国财政之用，全国大范围实行官酿官卖。《旧唐书?食货志下》载：建中三年（782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酿，……委州县综领，醨薄私酿，罪有差。”江西地区私酿一向兴盛，朝廷遂严禁江西私酿。《新唐书?王仲舒传》载，德宗建中以来至穆宗长庆年间，“江西榷酒利多佗州十八”，达“九千万”。而民间私酿之风“岁抵死不绝，谷数斛易斗酒”，江西观察使王仲舒遂奏请朝廷罢本区私酿之禁。王氏的开明政策，无疑有利于江西地区酒业及其相关经济的发展。又《册府元龟》卷五○四载，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江西观察使裴谊奏请停官酤，“洪州每年合送省榷酒钱五万贯文”。江西酒税的丰厚，正说明其酿酒业的兴盛，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江西官吏关注本区酒业的发展。
榷酒，就是政府严格限制民间私酿自卖酒类，由政府独专其利。它作为增加国库收入的一项较为稳定的经济政策，肇端于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古今中外，政府都把酒类的财政收入做为国家重要的稳定性财源。比如北宋的酒课征收。《江西通史》云——
北宋管制酒的生产与买卖，“诸州城内皆置酒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若有遗利，所在多请官酤”。官府对酿酒业的利润极为看重，始终严密控制。
酿出的米酒分两种：自春至秋，酿成即鬻的称“小酒”，每斤自5钱至30钱，分26等；冬天酿制至夏天出卖的称“大酒”，每斤自8钱至48钱，分23等。所用米粮及制作方法，各地因水土制宜，价钱亦因地而异。由于官府设酒务，一方面酿酒出卖，另一方面征收酿酒民户的岁课。有的官员因此深感惭愧，欧阳修《食糟民》曰：
田家种糯官酿酒，榷利秋毫升与斗。
酒酤得钱糟弃物（一作“不弃”），大屋经年堆欲朽。
…………
不见田中种糯人，釜无麋粥度冬春。
还来就官买糟食，官吏散糟以为德。
…………
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我责，我责何由逃？
对农民种糯米而没有酒饮的苦痛，欧阳修心生恻隐，然而，官家的榷酒政策，并不因仁人君子的自责而撤消。榷酒，不仅是州县官吏的职责，而且还不时有受责降的大官下放州县监酒税，苏辙即是显例。
元丰三年（1080年），苏辙因兄苏轼以诗得罪，受连累，由签书南京判官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这个税务原有三吏共事，苏辙到时，二人罢去，由他一人包办，“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暮则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监税吏，不仅征收豚鱼之税，还卖盐、沽酒，是市场中的税吏兼商人。官府把酒看得和盐一样重要，垄断专卖，故酿酒之盛，酒税收入之丰厚，可由此窥见。苏辙终日与酒打交道，对酿酒行情自然熟悉，知道“江西官酿惟豫章最佳”，所以无人往豫章寄送酒。苏辙终日守在糟缸边，闻其香，品其味，不知足，结果“饮酒过量，肺疾复作”，他深自悔恨，“不知逃世网，但解忧岁课”。一个责监盐酒税者，必须为完成酒课定额而操心。
谪监盐酒课的贬官关注酒课上升，企求早得解脱，而主管地方财赋的官司，更以增税为功，二者都可能是演变成苛剥百姓的动因。景德四年（1007年）四月，宰相王旦对真宗说，诸路“遣官检举酒税，竞以增益为功，烦扰特甚。……诸州虽各有原定酒数，然随时增益不已”。于是，又下令“取一年中等之数，立为定额”。可见，各地增加酒课的劣迹，获得朝廷的认可。
酒税在财政中占何等地位，可从与商税比较中看出。旧税额中的酒课高出商税，熙宁十年数二者基本相等（酒课中加进买扑的钱和金银约及40万），故酒税与商税具有同等地位。与两浙路比较，江西的酒课多出约10万贯。天禧四年（1020年），两浙转运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课旧额十四万贯，遗利尚多。乃岁增课九万八千贯。”增课后为23.8万贯，仍少于江西。官府征得的酒税，在一定程度上是饮酒量的表示。酒税多，饮酒人增多，饮酒风气更浓，总体上看，正是商业更旺盛的结果，也是社交生活更活跃的一种表现。
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苏辙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五年间他与酒为伴，想来一定是酒，让他倍觉“安心已得安身法，乐土偏令乐事多。千里筠阳犹静治，还家一笑定无他”。筠州所在的高安，与樟树山水相依，导致他饮酒过量的肯定有清江好酒。
绍兴乾道年间，张孝祥在江西任抚州知州之后，再去长沙，路过临江军清江县界，在地名九段田一带农村，见快要收割的稻田“沃壤百里，黄云际天”，十分感叹，称：“他处未有也。”他认为，九段田的价值即便是岭南的富商巨贾也买不到，真想弃官隐居在此。这时，小小的临江军只辖三县，每年税米却有十二万五千多石，其中上供十一万石余，运往镇江、建康、池州交卸。
北宋诗人梅尧臣有诗《送临江军监酒李太傅》云：“三江卑湿地，北客宦游稀。雾气多成雨，云蒸易损衣。白醪烧瓮美，黄雀下田肥。未辨殊方语，山歌半是非。”此诗形象生动地道破了清江盆地的自然环境和气候的特点，并勾勒出因土肥水美而自足惬意的生活景象。曾在临江府任职，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南宋四大家”的范成大，则为赣江中游清江等地沿江一带的橘林风光赋《清江道中橘园甚伙》，诗云：“芳林不断清江曲，倒影入江江水绿。未论万户比封君，瓦屋人家衣食足。”范成大还写道，“沿岸居人烟火相望，有乐郊之象”，“两日来带江悉是橘林，翠樾照水，行终日不绝。林中竹篱瓦屋，不类村圩，疑皆种橘之利”。赣江中游沿岸之所以芳林不断，是因为附近有闻名于世的红橘产地新淦县三湖镇，而樟树药市是以地道的枳壳供应为特色，在这一带出产的红橘，正是枳壳的原料。可见，药市的需求推动了柑橘种植，兴旺的柑橘生产，又支撑起樟树的中药材市场。种橘收益较高，“橘一亩比田一亩利数倍”，于是，橘农衣食足，住瓦屋，一片“乐郊之象”。曾任临江知府的王庭珪在《送吴叔举主簿往清江受纳秋苗》一诗中，这样写道：“田头作谷催入场，一半白者输官仓。庐江主簿喜怀檄，放船椎鼓开帆樯。萧滩老农公事毕，夹道欢呼罗酒浆。笑言归去唤妻子，今年租米两平量。”诗中竟是一派官民同乐、喜庆丰收的幸福景象。尽管已有“一半白者输官仓”，老百姓仍然能够“夹道欢呼罗酒浆”。凭此，我眼前仿佛有一片秋熟的田野，满畈满垄的金黄，秋阳下，是叽叽喳喳的鸟叫，鸟翼如云疾走，投下一团团阴影。
我指的是黄雀。成群的黄雀飞过古人的诗词，我禁不住好奇。解剖黄雀，果然有所发现。请看王安石的《送吕嘉问赴临江守》一诗：“黄雀有头颅，长行万余里。想因君出守，暂得免苞苴。”原来，宋代临江军盛产黄雀，俗称黄绵雀，因其肉味鲜美，居民多网罗黄雀为食，并腌制成“黄雀鲊”作为上等礼品馈赠亲友，此俗风靡一时。临江军官员起初以黄雀鲊上贡皇帝，后来扩大到馈赠朝廷显贵，作为进身之阶。久之成例，耗费大量白银购买黄雀鲊，每年数量多达三万余只。滥肆捕杀致使黄雀日少，百姓更苦于官府派购、吏役勒索，于赋税外又增加了一项沉重负担。吕嘉问出守临江军时，决心革除这项弊政，遂下令禁止网罗黄雀，结果却是禁而不绝。这位太守，后擢工部判官，宝文阁待制，知开封府，成为宰相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助手，不过，他在“禁罗雀”一事上，到底还是辜负了王安石指望黄雀“暂得免苞苴”的心愿。“苞苴”为包裹之意，纳贿于人亦曰苞苴。后来，又有王郡守，再次下“禁罗雀令”，以黄雀鲊献给朝贵的故例终于废除。此事传至京城，朝廷下令将王郡守召还京师任职，官迁户部侍郎。宋代诗人李大异为其禁罗雀作诗，并称王郡守为“美守”。其诗曰：“清江有奇馋，飞爵金染裾。但为挟绵纩，不能保头颅。纷纷堕毕弋，往往充苞苴。”诗中赞道：“下令禁罗雀，遐迩皆欢呼。”该诗一秉王安石诗意，亦有苞苴之叹、仁爱之颂。由两位太守禁罗雀的故事，可见黄雀如此之多，应是此地田野丰稔而致；而罗雀为食以致酿成时弊，则可窥见当时酒桌风习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