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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智良说，他对这方面作了一些研究，认为杨魁山接叶鹏的可能性最大。而何丕石似乎也想更进一步削弱军权，以便自己手中拥有更大的权力，张仁重似乎也不甘心只当汉口市长，还有更大的野心。
如此一来，接近何丕石这件事，就变成了在这四个人中，选定跟哪个人的事，也成了平衡这四个人的关系的事。这件事，就变得极其复杂了。如果仅仅就事论事去做，很可能哪一件都做不好。
徐智良深思熟虑之后，认为应该放弃何丕石，转而主攻杨魁山。
徐智良的理由是，第一，何丕石已经是省主席，往上升的可能性极小。处于这种境况，很难投其所好。第二，就算达到了目的，成为何丕石的心腹干将了，可何丕石手里没有军权，在军事情报方面，不太可能有效果。第三，理论上说，要接近一个人，最好在这个人处于上升期而上升之势，又不明显之时。此时，正值用人之际，若能投其所好，尤其是助他一臂之力，就一定能有较好的效果。比如说杨魁山，他目前只是湖北省的第四号人物，如果推他一把，待他成为二号人物甚至一号人物的时候，顺势便能成为他身边的重要角色。第四，就算杨魁山未能成为一二号人物，以他的资历，在军界拥有很好的位置，几乎不需要怀疑。通过杨魁山接近军事情报，远比接近何丕石要好得多。
王金易听明白了徐智良的话，问，你的意思是说，你想把工作对象由何丕石改为杨魁山？
徐智良说，对。这正是我的意思。
王金易显得有些顾虑，说，把你从上海调到武汉，是中央的决定，连区委都决定不了。也就是说，让你接近何丕石，是中央的决定。
徐智良说，我知道。我需要金易同志和我一起，分别给区委和中央报告。而且，我考虑这一工作方向的改变，还不仅仅只是上面所说的原因。
王金易问，还有原因？
徐智良说，这就涉及到我的第二项工作。这几天，我有点疲于奔命，抓不住重点的感觉。根本原因就在于，做芦杆军的工作，原本只是一件工作，而现在，变成了三件完全不相干的工作。毛主席说，要抓要矛盾，我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怎样做好芦杆军的工作。而做芦杆军的工作，根本点在于营救齐翰坤。至于奎宁，我认为是一个次要矛盾。所以，我请求市委或者区委批准，搞奎宁这项工作，可以放弃。毕竟快到十月了，很快天气就会冷下来。疟疾是一种季节传染病，气温一旦低下来，就会自动痊愈。
王金易说，这个，我要向区委汇报。毕竟，市委还没有成立，目前我们无权做这个决定。
徐智良说，至于营救齐翰坤，我们以前一直考虑通过地下党的力量营救。我仔细考虑过后，觉得这实在是太危险，搞不好，很可能暴露我们。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路径，比如说，利用杨魁山来营救，怎么样？
王金易问，杨魁山？通过杨魁山怎么营救？
徐智良早已经深思熟虑，他说，如果组织同意，我准备主动去拜访杨魁山，向他提出建议，派我和翰坤去湖区，做翰彪的工作。
王金易显得很警惕，说，做齐翰彪的工作？让芦杆军投靠杨魁山？
徐智良说，对，如果我能以此为敲门砖，取得杨魁山的信任，而杨魁山又能在湖北军政两界得势的话，这点投入是值得的。何况，第一，只要芦杆军还控制在齐翰彪手里，我们对这支军队的影响力，就还在。第二，谈判的过程是复杂的，多变的，后来会发生什么事，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能掌握的。第三，其实最关键一点，由杨魁山出面救翰坤，要比我们容易得多。当然，还有极其重要一点。刚才一开始，我就谈到我目前的工作显得零乱，不系统，如果上级同意我的这一方案，我的两项工作，其实就变成了一项工作了。
王金易说，你把这些想法写成一份材料，我送给区委。
徐智良立即掏出一封信，递给王金易，王金易接过信，说，看来，你早有准备啊。装好信后，又问，小若同志怎么样？
徐智良坦率地说，这件事，我有点苦恼。王金易不解，问道，哦，为什么苦恼？徐智良说，我们太熟了，虽然按辈分，她是我的长辈，而事实上，我们一直像兄妹一样。她十岁以前，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虽然我到日本留学以及后来留在上海工作，和她接触少了，但我们之间，还是像兄妹一样，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很难进入工作状态。
王金易说，如果是这样，说明上级选这个人，选错了。
徐智良摆了摆头，说，不过，另一方面，我又想，我们会不会太拘泥于某种教条了？也许她保持某种天性，更具有隐蔽性。正是这一点，我一时无法评估，所以有点苦恼。
王金易说，既然如此，在这件事情上面，完全尊重你的选择。
徐智良说，是，我也想，看一段时间，再作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