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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方说明清两代的师爷，他们经手一切文书簿籍、例案掌故，于是趁机操纵这些来束缚他们的上司。就算长官贤明，也无奈他们何。钱穆说，这是法律制度的病，而不是人的病。
现代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在钱穆的眼中，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却恰恰就在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孔子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政令不行”，这其中的“名”就是一种法律认可的名义。我们往往太讲究这种名正言顺，而误了事情。
历史注脚：
权臣与弄臣
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的。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受到制度的保护。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可以过问任何事情，假如他不问事，不当权，这就是他的失职，是无能。但是若非宰相，而问事揽权，就是奸臣、权臣。权臣弄权，这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
诸子百家的法律思想
儒家强调主要依靠道德、礼仪教化手段并由圣君、贤臣来治理国家，法律（刑罚）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主张“德治”、“礼治”或“人治”，反对“法治”，实行“德主刑辅”。
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认为国家应实行“无为而治”，他们既反对儒家的“人治”，也反对法家的“法治”，提倡以道为核心的自然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所讲的法是包括法律、道德等所有规范，他们从“兼相爱，交相利”，即从人们互爱互利的社会信念出发，主张以“天的意志”作为法的根源，以天为法，顺法而行。应重视生产和节约，才能抑制犯罪；要求选拔贤才公正执法。
由商鞅、韩非等人为代表的法家提出与儒家相反的法家思想，他们强调法律及其强制作用，而轻视圣贤或道德感化作用，即主张“法治”。那时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以加强君主专制和严刑峻罚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17～18世纪反封建专制、反酷刑的法治。
三 历史第一冤案：“封建专制”
并不存在的“封建”
要说翻案，钱穆为中国历史所翻的最大一案，莫过于他否认中国的传统政治，是君主专制。他自称“作者将不惮反覆对此问题作辩护”。的确，无论是在他的《国史大纲》、《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当中，还是在他其他散文、演讲稿中，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声称，中国并不是一个有两千年封建帝制的国家。
秦朝以后中国的传统政治，保留了一个君职与臣职的划分，可以说就是王室与政府的划分。在汉代，内朝指王室，外朝指政府。全国财政收入，属于大司农的归政府，属于少府的归王室，这一划分，历代大体都保持了。宰相是政府领袖，中国传统政治内宰相的地位和职权，便表示皇权不是独大的。
就西汉来说，皇帝的秘书处“尚书”只有四员，但宰相的秘书处却有十三个部门，这十三个部分组织庞大，全国一切行政，都在宰相的掌管之下。后代尚书六部二十四司，在此十三曹中都已包括。每一曹的职权，几乎与后代的专部大臣一样。但他们俸禄很低，只有百石，还不及一个小县长。
这十三曹的长官，并不是政府的正式官，他们相当于封建时代所谓的陪臣，但他们在当时的威望极高。上自各部部长及省主席，下及社会贤达，都可由宰相自由聘任。宰相的权力如此大，自然也就有很多人愿意给宰相当个陪臣了。官职吏职，在当时观念上，也并无高下清浊之分。
据《通典》载，汉代宰相府不设门铃门鼓之类的东西，表示相府对社会开放，人人有事，便可直接到相府去。相传有某宰相，他曾有一个名叫宜禄的门卫，后来人民到相府，就只喊一声宜禄，便可以引见宰相，说明自己的事情。
到唐代，宰相的职权更是划分得明白。全国最高政令，名义上由皇帝颁发，在法理上，则全由宰相拟定。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的，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送进皇宫皇帝同意，然后由政事堂盖印发下。如果没有政事堂的盖印，就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