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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老故事，新想法 (2)
卢沟桥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统一战线，联合抗日。这时全国实施总动员，教育也随着抗战的要求调整。1938年7月28日，蒋介石作了题为《革命的教育》训词，他说：“所以历史和地理的教育，实在是我们革命建国中心科目，不论在各级学校和公民教育上都应该特别注重。……使各级学生和国民对于我们的过去和现在都有明确的认识，对于我们国家的将来都有坚决的自信。”，训词之后，教育部着手改编中小学语文、史地、常识诸科的教材。
不久，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钱穆就读到了蒋介石的训词《革命的教育》，他深受感动。当时他正在写《国史大纲》，可以说是对历史的另一种解读，为抗战中的中国人加油打气。三年之后，钱穆撰文分析了历史教育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蒋介石的训词中说：“我们今后教育目的，要造就实实在在能承担建设国家复兴、民族责任的人才。而培养这样的人才，先要造就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一句话最让钱穆赞同。在钱穆看来，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惟一的起码条件，就是诚心爱护中国，对国家民族的传统精神和传统文化有所认识了解。而这也正是历史、地理教育最大的任务。
身当革命的大时代，在一切从新估价的呼声之下，国史传统不易把握的困难更加凸现出来了。但是越是新的改进，越需要旧的认识。越是觉得国史难理的时候，越是能体会到国史需要重新整理和认识的必要。
在钱穆当时，凡是有关改革现实的，几乎无一不牵涉到历史问题上去。只可惜绝大部分人所牵涉到的历史问题，几乎无一不陷于浅薄。钱穆痛心地说：“我们这一时代，是极需要历史知识的时代，而又不幸是极缺乏历史知识的时代。”
当时，“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政体”这样的观点屡见于教科书。但钱穆说，这绝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自秦以下，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但绝不是君主专制。因为如我们前面所分析过的，相权一直是皇权的制约，而知道近代，中国才没有了宰相。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判决，赋税的征收，这些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不是帝王轻易能摇动的。
“要吸收外面的养料，不该先破坏自己的胃口。”但是钱穆生活的时期，有人笑林则徐是顽固糊涂，这无异于站在外国人的立场，说自己的不是。像这样不知道中国、不爱中国的人，便算不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不知道中国的地理。秦汉之前，辽河流域就已经和中国有密切的关系了。直到明代，辽河两岸，全是明代疆土。满清入关以后，不许汉人出山海关，称辽、吉、黑作关东三省。日本人把清代所称关东三叫做“满洲”，又常以满鲜、满蒙并称。“世界上不了解真相的人，还以为满洲人在其本土满洲自立一国。”如果我们自己也不明白，跟着一起叫，只会让国土分裂。
歪曲历史来作一时的宣传要不得，但当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历史叙述，更需要有识之士来澄清。历史教育，就是让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中国史，好让他们由真正的知道，而发生真正的情感。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绵延最久展扩最大的文化，近百年来的中国，不幸走上了一段病态的阶段。更不幸的是，中国史上的这一段顿挫时期，正与欧美人的一段极盛时期“狭路相逢”。当时国内大多数知识分子，爱国忧国的时候，震惊于西洋势力，不免而对本国传统文化发生怀疑，甚至是轻蔑、诅骂。钱穆质问：若非我民族传统文化蕴蓄深厚，我们用何种力量团结四万万五千万民众，与强寇作殊死的抵抗？
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力量，本质是一种文化力量。如果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柢的文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因此，钱穆说历史教育的最重要责任，不在于向民众宣传爱国，而在于让人民重新尊重历史、尊重我们的前辈，尊重自己。
钱穆的这一番发自肺腑的历史教育探讨，对我们今天的国民教育仍有重要的意义。如近代人那般自卑、不承认传统的价值，这样的现象说明了当时的历史教育失职。而像今天这样一味说我们“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却又不知道悠久的历史中究竟有什么东西，不也是一种历史教育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