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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注脚：
周公讲政治
周公只讲文王不讲武王，武王用兵得了天下，而周公反而不讲他，这里便体现了周公在政治上看重“文治”，不看重“武功”，重“德”更重过“事”。周公制礼，主要在祭文王。因文王有功德，在《诗经·大雅》中，文王的功德就被反复赞颂。周公讲了文王，还讲后稷、公刘。在《论语》中，也是称文王比武王伟大，孔子是理解周公的用意的，也抱有同样的政治主张。
《尚书》
历史的疑问，需要有历史资料才能回答。《尚书》是一部将上古历史文件和古代事迹汇编在一起的书，其中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尚书》也被文学史家称为我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和《诗经》的文体并列。但在它的散文中，绝大部分是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也有对美德的褒扬称颂等。《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
恰是一个太讲法的社会
我们历来倡导的是“以德治国”，直到近代，西学东渐，我们开始讲究以法治国。作为一个人情大国，似乎我们很少讲法，也不太看重法律。但是钱穆认为，我们并不是一个不讲法的国家，恰恰是一个有着古老的讲法历史的国家。
例如，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之初，恰逢三个宰相相继去职，太祖欲派赵普为宰相，但正常的程序，皇帝诏敕一定要经宰相副署，而此刻旧宰相既已全体去职，一时找不到副署人。宋太祖召集群臣会商办法，当时有人献议说：“唐代皇帝曾有一次下敕未经宰相副署，是在甘露事变时，当时前宰相已死，皇帝临时封派宰相，就由尚书仆射参知政事来盖印。现在我们可以仿唐代的方式来办理”。但同时就有人反对，说“唐代甘露事变用这种方式，是因为乱时，只好变通权宜出这样的办法。如今大宋升平，不能相唐代乱世那样。”就这样，再三商讨，还是决定由当时开封府尹副署盖印。
当时宋都设在开封，开封府尹等于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时的南京市长。当时的开封府尹是赵匡义，是宋太祖的嫡亲胞弟，也是后来的宋太宗；他盖了印，才算完备了这一诏敕的法定手续。根据这一点看，中国过去的政治，不能一切全由皇帝专制，全无半点法律的精神。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历史上并不少见。
又比如，在明代，皇帝有内阁做参谋，但是内阁并不是真正的宰相，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明代有名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曾是神宗万历皇帝的老师，等神宗登基之后，张居正是当朝皇帝老师，又是内阁大学士，所以权倾朝野。当时皇帝只有十来岁，少不经事，所以国家上下的很多事情，都由张居正来打理。
然而张居正也见不到他的学生神宗的面，大学士照政制论，无法主持政令。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礼监的太监往来，才能施展抱负，策动当时的政事。当时朝臣都反对张居正，说他既然不是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就不该弄权专政。
这些人对他的批评可谓说到了要害。当时，尚书六部才是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只须听命于皇帝，并不用听命于内阁。假如内阁和六部发生了意见，六部完全可以说：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该管我们的事。从正统的观念来说，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这就是权臣，而非大臣。
而明代的制度，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宰相。明太祖在洪武年间就把宰相胡惟庸杀了，也不许后人立宰相。当时的六部尚书和七卿九卿，才是名正言顺的大臣。反对张居正的人，他们认为部院分理国事，理当受皇帝节制，张居正做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私人顾问，不该借着这一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部院，那是越权。
张居正要各衙门奏章公事每样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但是内阁不像六部的给事中，是无权过问奏章的，张居正的做法动机虽好，还是犯了当时的法，所以很多人不服他。当时有人反对张居正，张居正只有向皇帝去辞职，他说他“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这几句话，正说明了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身份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