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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老故事，新想法 (5)
宋太祖时候，他要任命宰相赵普，但是没有原来的宰相签名就不行，最后商量了很久，才达成一致。宋代的相权比唐代要降抑。宋代的皇帝在颁布诏敕上，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但这并不是说宋代皇帝便可独裁专制。
当时皇帝要立一个后妃，宰相李沆把诏书烧了；皇帝不根据宰相的建议书，由内降出命令，被宰相杜衍退还了。这些故事，在宋代历史上不在少数。直到蔡京当宰相，他才开始“奉行御笔”，这是说，宰相不再自己出主意。蔡京是中国史上典型的权臣与奸相，不过纵然如此，皇帝的命令依然须由蔡京盖上宰相印，才能正式执行。
但宰相也不能是独裁宰相。
王安石当宰相时，要擢用一新官，负责起草命令的人不同意，把宰相手条退回了，自请辞职。宰相答应他辞职，第二第三个负责人照样把宰相手条退回。王安石固执己见，继续把这些负责起草人罢免，前后七八个，没有人肯为宰相正式起草，终于临时觅得一个代理官把此手续完成了。这并不是王安石写不出来，而是中国传统政治在法理上的职权规定。当时人都反对安石，王安石的新政也多半失败在他的刚愎自用的姿态上。
明代，明太祖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上，做了一件创古未有的大翻案，那就是正式下令废止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照法理论，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决非真宰相，但当时实际情形，内阁大学士却渐渐变形站到以往传统宰相的地位上去了。但有人若以大学士身份而真正执行宰相职权，那在明代的政治法理上讲是越权的，张居正便吃了这个亏。
近代中国人，一面高唱要模仿西方法治精神，一面又崇拜西方的所谓变法事业，于是高捧王安石和张居正，认为他们是中国第一流的大政治家，而把当时反对方面全骂为黑暗守旧顽固。钱穆认为，这样的评价不公允，因为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破坏了政府职权划分的人，说到底，他们没有建立好、维护好一个可以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
清代政治真是一种君主专制的政治，但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以及政治习惯，还是在当时庞大的政治组织中存在，使满清政权，也不能把以往传统全都推翻。因此还有许多不能由清帝专制来推动行使。满清尚且不是近代人所说的黑暗万恶的封建腐朽社会，更何况以前还有着宰相政府的朝代呢。
历史注脚：
真正的封建社会
在钱穆看来，要说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专制政治，除了元，清代是第二个。清代内阁大学士闲置了，把皇帝办公厅改移到皇宫内部南书房军机处。皇帝重要命令直接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可以直接发给中央乃及地方各机关各行政首长。而这在历代都是不可能的，政事必须要公议才能执行。清代把封驳权取消了，等于皇帝独大，这才是封建的专制。
王安石的负面影响
林语堂在写《苏东坡传》的时候，提到了宋朝的御史台和谏官。虽然他们没有任何法律保护，但他们自认为应当随时向皇上直言政策的得失，而一般来说，皇帝也自认为应该接受这种监督和提醒。直到王安石铁腕变法，御史台的职员被大量裁减分配，破坏了监督组织的信心，人们反对变法的心声才日盛起来。也就是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又回到不谈国事的状态中去研究学问了。
最懂政治的中国人
中国人的政治才能实应远超于外国人之上。
这是钱穆先生在总结中国的传统政治时下的短语。这不是盲目地夸耀，什么懂政治和懂音乐、懂种田一样，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这只是我们的民族性格使然。也可以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想不关心政治都难。
比如说，我们的传统伦理，不仅要求我们在家孝顺父母，更大的伦理，应该是能治国、平天下。中国人的传统政治，也在这大伦理当中。我们这样一个大统一的国家，可以直传四千年直至今天，其中有多少政治思想可以说，有多少农民起义、忠臣殉国的典故可以讲。但是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那个几十年中，我们今天所最看不起的，便是自己的传统政治。
我们历史上没有专门的纯理论的政治书，但是我们有《唐六典》这样的史书。书中对当时政府各部门、各组织的政权及人事分配，均有详细规定。这本书成为中国历史上行政法规的巨典，此后宋、明、清各代，均奉为圭臬。千余年来，国家推行政务，大体以此书为典范。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另一本即是《唐六典》。但是《周礼》为中国先秦时代人的乌托邦，是一种纯理想政府，也可以说是一部理想的宪法。而《唐六典》一书，是对唐玄宗当时的具体事实与现行制度的记载。将政治理想全部制度化，而没有丝毫理论的痕迹，只见具体而严密的客观记载。我们读此书，便可想见中国古代人的政治天才，不落于空谈玄想，而能把一切理论化成具体事实而排列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