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菲儿的手术看似简单，但需要动的地方非常多。首先是她的眼皮，单眼皮割成双眼皮，这是小医生就能做的。其次是要将她略显宽的脸颊削去一些，让她的下巴变得尖且圆润。再就是将鼻子垫高，嘴唇要显出层次感来。
头部之外，她还要抽脂，胡菲儿看起来一点也不胖，我甚至怀疑她身体里是不是有脂肪。
最重要的就是她的胸，据说胡菲儿对自己的胸很不满意，她想要一对夺人眼球的胸。
最后就是她的臀部，她需要优美的臀部曲线。
这些手术看起来都不难，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说白了，都是些皮毛功夫。我们学外科的，最能让我们激动的就是给患者开膛破肚。
看着床头的脉搏和心跳在不断变换着数字，我们做医生的比上阵打仗要兴奋得多。我们深知手底下责任重大，因为我们每一个动作，都牵涉着一条生命。
寻找病灶，摘除病灶，缝合创口，一口气做下来，中间容不得丝毫马虎。遇上一台复杂的手术，我们往往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等手术结束后，整个人都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的，一双脚根本不知道要挪步。
我在京都医科大的时候，跟着导师就创造过十个小时没下手术台的记录。
当时要给一个患者换肾，本来三四个小时就能结束的手术，在打开患者的胸腔后，所有人都愣住了。患者坏的不仅仅是一个肾，而是其他器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变。如果我们不管其他器官，单纯给患者换上新肾，手术很快就能结束。但是，患者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因为排异而导致的其他器官衰竭。
当时没征得患者家属同意，医院要求我们结束手术，缝上创口。
等我们将创口刚缝合上，医院又来了指示，患者家属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患者生命。于是再次将胸前打开，七八个各
科专家现场会诊，导师综合所有人的意见，决定将患者病变的器官都做保守治疗。
那次就是我主刀，当我将已经缝合好的创口再次打开时，我的心第一次莫名其妙地猛跳起来。
导师当时就与刘院长一样，尽管他没说话，但他从口罩上方投射过来的眼光里，除了鼓励，再无其他。
那一次我切除了患者一叶病变的肝，将他已经坏死的胆囊摘除，再给他换上新肾。整台手术结束时，没有一个人还能正常的说话。
我当时几乎瘫软在地了，那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做一个外科医生的艰辛。
会诊结束，苏毓请我们一起吃晚饭，说有人请客。
我本来想拒绝，但刘院长坚持要我去。他直接告诉我，是胡菲儿的父亲请客。
听说是胡菲儿的父亲请客，我的好奇心顿起。我想看看这个愿意花上亿的资金给附一医院无偿捐赠一座住院部的男人，到底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
而且这个男人是阻断我进入附一医院的直接责任人，他用一个亿的资金，将我阻挡在附一医院的大门外。以至于我现在只是一个社区医生，与一帮老头老太躲在狭窄的小医院里苟活。
这是一个有钱人的世界，即便如我，曾经被礼贤下士请回来的人，在遇到真金白银的现实时，还是被无情地阻挡在门外。
我稍作沉吟后说道：“好，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