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淘汰出局
回到20世纪60年代我上学的时候，实践课十分普遍。我至今仍对五年级的实践课记忆犹新。我上课的地方是一间带有卷帘车库门的工业风的工作室，里面有一个木制工作台和一个专门用来放置胶合板、木屑的大垃圾箱。圆顶锯、锤子、钳子、螺丝刀和分孔钻头按照从大到小的次序整齐地挂在钉板上。正是从那里开始，我学会了如何使用工具、制作东西。（我的第一件作品是一艘木船，可惜，它没能在水上漂浮起来。）
我还记得自己对实践课发自内心的喜欢和尊重，每次上课都专心致志。每节课结束前，我们都会将工具放归原处，然后把散落在地上的、像是理发店地板上的卷发一样的木屑打扫干净。在家里，我的房间却总是个“重灾区”。妈妈每次都会以不准我看电视或是克扣零花钱作为威胁来让我清扫房间。可是，我只在实践课上非常配合，听从老师帕特里亚尔卡先生（Mr.Patriarca）的指令：要收拾得比你进来前还干净。我喜欢帕特里亚尔卡先生，不仅因为他同意了我和另一个对此感兴趣的女孩的上课申请，而且因为上他的课是我一天里的高光时刻。
与此同时，学校会为女生开设家政课。从19世纪开始，这类课程旨在教授女生掌握家政艺术，譬如烹饪、缝纫、园艺、养育孩子
和平衡家庭收支。很多人可能以为我讨厌这类课，毕竟我那时是个喜欢车间实践课的假小子。其实不然，只要是动手的事情，我都喜欢。
到三年级，我们有了刺绣课，学习如何使用针线。今天，有些孩子已经不知道如何穿针引线或是缝纽扣了。四年级时，妈妈送给我一台可以缝制东西的玩具缝纫机。缝缝补补成了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我还用它缝制过学校戏剧表演的演出服。到七年级，我们开始使用真正的全尺寸缝纫机。这可真是激发了我的技术头脑。我们在一间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台缝纫机的特别教室里上缝纫课，我每一次都迫不及待。伊莱亚斯·豪（Elias Howe）是我最喜欢的发明家之一，正是他获得了平缝缝纫机的首项专利。他设计的缝纫机可以将线从针头连接到下方的梭芯。对那些杰出的发明家和可视化者，无论他们从事什么行业，我都有一个特定的称呼：纯粹的“聪明的工程部门”。我喜欢描摹图案、测量布料、准确裁剪以及最后的缝制过程。后来，我将在这门课上学到的技能运用到了组装牲畜处理系统上。可以说，我到今天仍在使用的一些技能可以一直回溯至当年的缝纫课。烹饪课也一样。我们在烹饪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称量和添加配料。测量液体体积更是不在话下，无论是一杯牛奶还是容积
为3800加仑#pageNote#0的浸渍槽中的浸渍液。
我上学时还参加过戏剧课，选的是我擅长的幕后工作。高中期间，我每一年都会进入剧组服务，后来还参与制作了吉尔伯特和沙利文#pageNote#1在1857年创作的喜剧作品《陪审团的审判》（Trial by Jury）。舞台上的陪审团包厢和法官席都是我用硬纸板和胶合板搭建的。我给它们涂上稀释过的颜料，并用墨水勾上黑线，让它们呈现出了一种木头的质感。这类课程为那些具备技术技能的孩子提供了展示自己的机会，同时也为像我一样喜欢照明设计和布景搭建的“怪孩子”们提供了彼此认识的机会。
如果你在20世纪90年代或之后的美国公立学校读书，那你肯定不记得有这类课程，因为它们基本上从那时起就被取消了，连带被取消的还有艺术、戏剧、焊接和汽车机械等课程。当然，各个地区会稍有差异。这种政策的高峰期出现在2001年。尼基尔·戈亚尔（Nikhil Goyal）在他的著作《受审的学校》（Schools on Trial）中曾对此多有批判。他指出当时号称“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改革法案“像海啸一般彻底袭击了美国的教育业”。如今，学校不仅取消了动手学习的实践课，还切实拥抱了一种教育理念，即学习是为了参加考试。如今，这
种“为考而教”（drill, kill, bubble f ill）的教育方针已大行其道。美国联邦教育体系过去20年累积的遗产，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到“让每一个学生成功”，已经塑造了一种过度强调应试教育、剥夺学生参与多方位课程权利的文化。
通过以提高全美学生成绩为目标的综合测试，美国的教育体系将那些不适合标准化测试的课程逐一精减。戈亚尔写道：“艺术、音乐、科学和历史的教学时间从三年级开始缩减，因为可用于标准化测试的内容基本上教授完了，而这些科目往后是无法进行整齐划一的标准化测试的。”2015年，美国全国教育协会主席莉莉·埃斯克尔森·加西亚（Lily Eskelsen García）和全国家长教师协会主席奥莎·桑顿（Otha Thornton）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资源极度有限的学校往往最有可能删减历史课、艺术课、音乐课和体育课，仅仅因为它们不是综合测试的必考科目。”
在我职业生涯的头20年里，所有的工程及建筑图纸都是手绘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整个行业开始转向计算机制图。我也因此在图纸上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譬如圆心位移了，或者用于加固混凝土的钢筋被遗漏。图纸开始普遍缺乏细节，变
得更像是示意图。许多在计算机上学习设计的人从未拿起过一支铅笔，从未亲手触摸过一张绘图纸，也从未亲手搭建过一样东西。
我曾经与一位实习医生有过一次令人不安的讨论。他说他们中的有些人因从未使用过剪刀而很难掌握切口缝合技巧。伊利诺伊大学的移植外科医生玛丽亚·西米奥诺（Maria Siemionow）博士曾带过不少的外科实习医生。她将他们灵巧的双手归功于早年的动手操作。然而，很多孩子已经没有动手操作的经历了。西米奥诺博士本人从小就喜欢钩编，还会用从杂志上剪下的图片制作精美的拼贴画。《纽约时报》的记者凯特·墨菲（Kate Murphy）介绍过一位脑外科医生，她在文章中表示对方灵活的双手也许得益于早年的钢琴训练。考试成绩也许并不是用于挑选出擅长复杂手术的医生的最佳方式。
在与诸多父母的交谈中，我发现动手能力差的孩子大多在地下室里玩电子游戏。说实话，如果我晚出生30年，我也可能成为电子游戏迷。快速的视觉刺激确实令人难以自拔。研究表明，孤独症患者可能更容易沉迷于电子游戏。想要让一个玩游戏上瘾的年轻人“戒瘾”就需要具备同等吸引力的替代品。我知道两个因学习汽车修理而成功“戒瘾”的案例。修理真车、学习发动机知识远比
虚拟的赛车游戏更有趣。很多父母都抱怨无法让孩子离开电子屏幕，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父母本身就是“屏幕迷”。他们的沉迷使其在行使父母的权威时不是那么有底气。我的母亲将我们每日看电视的时间严格限制在一小时之内。看电视在我们家是写完家庭作业或干完家务活的一种奖励。如今，一些父母想尽办法避免孩子情绪失控，情绪失控的确很可怕，但是孩子需要有机会发现自己的擅长之处，进而找到对自己来说有意义的工作。如果不离开电子屏幕，不多方接触、多去尝试，那么孩子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现自己的兴趣点。对我来说，让我发现自己兴趣所在的地方就是姨妈的牧场。
我经常出差，可是无论去哪儿，我都很少看到有人读书、看杂志。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大家都是“手机一族”。孩子大多在玩电子游戏。我当然不是第一个留意到这一点的人。只不过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这种沉迷与美国教育体系的失败紧密相关。我们失去了训练有素的工人，失去了动手能力强的人，而他们往往是视觉思维者。在电子游戏上每花一分钟都意味着我们的孩子在失去接触汽车、飞机、各种工具和大自然的机会。大多数学生根本没有机会发掘自己的擅长之处。将实践课、艺术课、音乐课和家政课重新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或许
会有助于改变现状。
另一个能够让孩子接触到不同的想法、探求未来职业方向的好方法就是实地考察。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实地考察可是一件大事。我第一次参观汽车厂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看到气动扳手同时拧紧车轮上5个螺栓的情景。我也对父亲费力地用单向扳手更换轮胎的过程记忆犹新。我对螺丝扳手、千斤顶和杠杆充满好奇。这说明我的机械才能在当时已发挥作用。我会盯着看好几个小时，惊讶地发现机器瞬间就能完成父亲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事情。我内心那个蠢蠢欲动的聪明工程师上线了。
然而，学校组织的实地考察成了“应试教育”的另一个牺牲品。在一份题为《实地考察为什么很重要》（“Why Field Trips Matter”）的报告中，作者援引了美国学校管理者协会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该调查发现早在2010年，一半以上计划中的实地考察就被取消了。这份报告还指出，参观博物馆会促进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引发历史共鸣和艺术兴趣。尤其是对那些家庭背景不具备优势的孩子来说，这些活动会带来2～3倍的好处。实地考察次数的减少常常被归咎为资金缺乏。然而，《纽约时报》的记者迈克尔·瓦恩里普（Michael Winerip）报道
了纽约市的一位老师。她带着幼儿园的小朋友去“人行道上实地考察”。她在大街上现场教学，让孩子们生动学习数学和单词，例如带着他们一起观察和研究政府设立的停车付费器，认识诸如停车和违章这样的新单词。她还带着孩子们参观了汽车修理厂、市政车库、地铁、市场、桥梁和医院的急诊室。整个过程奇妙且美好。所以，不一定非要去知名博物馆或者纪念碑。我们需要的只是好奇心和愿意让老师带着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学习机会的学校管理层。
学校的负责人曾感叹道如今没有多少老师愿意这样做，因为“考试压力实在太大了，实地考察不会对提高分数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带孩子实地考察是需要有长远眼光的”。实地考察可以让学生接触到工厂、农场、磨坊、配送中心、专业厨房等不同的工作环境，让他们直面此前可能从未考虑过的职业选择，以及让他们了解日常事务的运作和形成方式。
我们时常会问孩子一个最没有意义的问题：“你长大后想做什么？”这是模糊的语言思维者的众多提问之一。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你擅长什么？”它才是激发兴趣的起点。孩子需要广泛接触和尝试才能发现自己的才能。我对此深表关切，原因有二。第一，我们剥夺孩子实地考察的机会，实际上是在让他们走向失败；第
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瓦解这个国家需要的健康且多样的劳动力。
在我看来，取消实践课是迄今为止美国教育界的一大败笔。无论是否有意为之，漠视动手能力的培养是在将整整一代的视觉思维者淘汰出局。他们的能力原本有望在实践活动中得到蓬勃发展。对孩子来说，尤其是对那些是对象可视化者的孩子来说，整日坐在课桌后根本无法让他们发现自己的特长。此外，对像我一样的孩子来说，这也是一种折磨。我们未释放的精力原本可以用来做事情和造东西，而这方面的技能是需要从小培养的。没有了实践课，我们丧失了培养出出色的建筑师、工程师或厨师的能力。我们在将设计师、发明家和艺术家淘汰出局。面对未来，我们实际上需要有人建造和维修基础设施，改造能源业和农业，创建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的工具，开发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我们需要有想象力的人创造出属于下一代的解决方案。
本章讨论的是将部分孩子淘汰出局所带来的高昂代价，其结果实际上是在剥夺他们的未来。他们无论是被分流到特殊教育，还是在“一刀切”的标准化教学模式下丧失前进的动力，我们实际上都是在剥夺他们走向成功的机会。看一看坐在教室里的每一个孩子，问一问每一位老师，基于标准化的“一刀切”显然不适合所有
人。
我在意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非常个人化的。作为一名孤独症患者，我从小在接受教育时就需要面对从个人发育到行为再到学业等各种层面的挑战。然而最终，无论是在工业界还是在学术界，我都实现了自己与动物打交道的梦想。我成为动物科学方向指导研究生的教授，并始终与学生们一起不断提高我们对动物行为的理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我现在教授兽医知识，但是我当时无法进入兽医学院。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学校教育体系中早已被淘汰出局。
学习数学
我之所以会被淘汰出局是因为数学不好，这个原因听上去也许过于简单了。在低年级的时候，我能理解传统的算术知识，因为我可以将抽象的数字与现实生活中的事物联系起来，譬如通过比萨切块来理解分数概念。依照20世纪50年代的教学方式，我的算术成绩一点儿也不差。四年级学习使用量角器测量角度时，我也觉得很有趣。六年级时，我学会了如何将复杂的空间分成正方形、圆形和三角形来计算它的面积。我后来从事了设计畜牧设施的工作，这项工作证明，掌握具有实用性的数学知识是完全必要的。
在开始学习设计以后，我擅长求圆的面积。这对于确定诸如液压缸和气动缸的尺寸等至关重要。可是，我的代数一直学得不好。同许多对象可视化者
一样，我无法掌握抽象概念，而代数恰好是关于抽象概念的。我上高中期间，老师曾一度试图帮助我，可惜因为没有能够将这些抽象概念可视化的图像，我始终也未能掌握。我理应直接跳过代数去学习几何学和三角函数。如果一个问题可以转化为视觉图像，我就能理解。我正是通过将三角函数的概念视觉化来学习它的，譬如将其对应成吊桥上的线缆。换句话说，我需要看到每一个方程式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真实对应的东西。
结果是我被淘汰出局。我因数学不好而不得不放弃一门物理课和一门生物医学工程课，如此一来，也就丧失了进入兽医学院和工程学院的机会。我不得不选择对数学成绩要求相对较低的专业，譬如心理学和动物科学。如果是在今天，估计所有的专业我都无法申请，因为它们对数学成绩的要求更高了。我最近收到一名学生的电子邮件，他告诉我申请生物学本科专业需要微积分成绩。说实话，要是我，根本不可能越过微积分这样的障碍。微积分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并不是生物学专业的必修科目。我在高中就喜欢生物，而且还学得不错。
幸好，进入大学以后，我可以选修概率、矩阵和统计学方面的课程来避免学习代数。即便如此，我还是在第一次数学测验不及格之后立即得到了学校提供的辅导。成为教授之后，
我在工作中发现学生容易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总会等待太长的时间才寻求帮助。我大学时曾经每周约有两个小时在数学教授的办公室里接受辅导。读研期间，我还曾付费给另一位同学来辅导我。如果没有这些额外的学习，我真怀疑自己能不能顺利通过考试。为了避免读博期间的统计学必修课不及格，我为每种类型的统计测试创建了真实研究项目的具体示例。这些示例必须是我能够可视的东西，譬如比较两种饲料对牛增重的影响、环境丰富性对猪行为的影响等。我相信只要消除代数这个障碍，用几何、三角函数和统计学等其他数学形式来代替，许多学生被淘汰出局的问题将会得到解决。
2012年，政治学家安德鲁·哈克（Andrew Hacker）发表了一篇题为《是否需要代数》（“Is Algebra Necessary ？”）的专栏文章。这篇文章就像是一枚投进教育界的重磅炸弹。哈克批评了学校对代数这个科目的坚持。他指出，学校所教授的数学与人们在日常工作中所运用的数学知识严重脱节。他因此质疑为什么要让学生接受这样的“考验”，更何况很多人还会无法过关。他表示大多数与他交谈过的教育工作者“将代数列为”了很多孩子无法完成高中学业的“主要原因”。
“强制要求数学成绩，”哈
克写道，“会阻碍我们发现和培养年轻人才。为了满足严苛的要求，我们实际上在消耗他们的脑力。”哈克并非在提倡放弃基本的或标准的技能培养。在这一点上，我和他意见一致。作为一名与众多的工程师、软件开发人员、焊工、首席执行官和其他专业人士共事过的视觉思维者，我理解数学的重要性。但是，有不同种类的数学、不同类型的学习者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同应用。问题是什么有助于学生在职业道路上的持续发展。
2017年，埃米莉·汉福德（Emily Hanford）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尝试解决更大的数学问题》（“Trying to Solve a Bigger Math Problem”）的文章，其中列出了一组惊人的统计数据：将近60%的社区大学生需要补习数学，是需要补习英语的学生的两倍多。对四年制公立大学的统计数据也与之接近，有40%的学生至少需要补习一门课，33%的学生需要补习数学。也许，学生成绩下降的原因并不在于知识掌握不充分，而在于教育体系的要求设置。两年制的学院学习也要求代数成绩。汉福德声称，一些教学方针的制定者开始质疑其中的逻辑。
哈克说：“没错，无论年轻人是否愿意，他们都应会读、会写和会算长除法。”
的确，学生需要掌握最基本的技能，譬如写作清晰，这很重要。然而，我最近发现我的一些研究生写作能力很差，询问过后才得知他们之前甚至不被要求写学期论文。与此同时，之前的老师也从未纠正过他们的语法或是针对他们的文章给出详细的评语。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无论在什么行业，一个人都必须具备将事情写清楚的能力。为了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我帮助学生修改期刊文章中的语法错误并要求他们重写。一如哈克所说，没有理由强迫学生“掌握向量角和不连续函数。我们不能将数学想象成每个人都应拉动的一块巨石，而从来不评估其中包含的痛苦”。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前院长小克里斯托弗·埃德利（Christopher Edley Jr.）肩负起了搬动这块巨石的使命。他希望取消对非理工科学生的代数要求，以此缩小差距，提高毕业率。埃德利指出：“罪魁祸首是中级代数，这是一门高中水平的技术程序课程。大多数学生，无论是在学校还是生活中，永远也不会用到它。”埃德利称有17万名加利福尼亚州社区大学的学生因标准化考试成绩不合格而需要补习数学，超过11万名学生无法按要求获得副学士学位或升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不过，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开设了一个试点项目，
允许学生用统计学课代替代数课。结果，学生数学课的完成率大幅提升。埃德利希望这个试点项目能得到推广。“不公平性以及法律问题依然存在，其根源在于对数学科目的要求有一个见不得光的秘密：要求设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任意的。”
数学家保罗·洛克哈特（Paul Lockhart）在《数学家的哀歌》（“A Mathemati''s Lament”）一文中对现代数学的教学方法多有诟病。当然，他是为那些听到“数学”一词就畏缩不前，坚称自己不擅长数学、讨厌数学的人以及像我一样擅长某一个数学分类的人说话的。我们大多数人要在高中时期上三四年的数学课，从几何、代数2到三角函数、基础微积分，再到微积分。洛克哈特写道：“如果不得不设计出一种机制来破坏孩子天生的好奇心和对制图的热爱，那么我不可能比现在的机制做得更好。说实话，我实在缺乏设计出当今毫无意义且令人沮丧的数学教育所需的想象力。”2014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援引了一位纽约市中学校长的原话：“我担心我们正在培养一代讨厌数学的年轻人。”
爱丁堡大学发展心理学教授玛格丽特·唐纳森（Margaret Donaldson）在她的论文《学校教育与儿童思维之间的不匹配》（“T
he Mismatch between School and Children''s Minds”）中研究了教与学之间的脱节问题。她在文中探讨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幼儿园和一年级的孩子能感受到学习的快乐，而很多人在进入高中之后会觉得学习无聊且反应迟钝？“上学之初，几乎每个孩子都有强烈的学习愿望。然而，美好的开始却走向了一个糟糕的结束。为什么那么多的孩子会产生厌学的问题？”
唐纳森的研究与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背道而驰。皮亚杰认为，儿童在7岁前对世界的认知理解是有限的。这个信念部分地促成了一个名为“保护任务”（The servation Tasks）的著名研究项目。它通过向儿童展示两张图片，观察他们如何理解“相同”与“不同”这样的概念。在第一张图片中，受试儿童会看到两行大小和数量完全相同的物品；在第二张图片中，经过重新排列的第二行物品数量与第一行相同，但物品之间的距离更紧密。大多数的孩子直到6～7岁才能理解第二张图片中的两行物品的数量是一样的。
唐纳森及其同事詹姆斯·麦加里格尔（James McGarri-gle）却对皮亚杰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他
们认为并非儿童的理解能力不足导致了这一结果。他们设计了一项类似的测试，让4～6岁的孩子看到一只顽皮的泰迪熊重新排列了第二行的物品。借由“真实的演绎”，相当高比例的孩子给出了正确答案。两项测试的对比结果是：前者的80人中有13人回答正确，后者的80人中有50人回答正确。唐纳森从理论的角度指出，两项测试的差异就在于后者通过一只顽皮的泰迪熊让孩子们看到了具体情景，物品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测试用品。唐纳森认为，“让人类感到有意义的语境或情景”会影响我们的思维能力。想法或观念需要经由与现实世界的具体联结而被掌握和加以运用。
弗吉尼亚大学的安杰琳·利拉德（Angeline Lillard）对学龄前儿童的“玩耍”进行了研究。她发现“孩子们更喜欢做真实的事，因为他们想要在现实世界中有自己的角色”。利拉德的研究表明，即使是4～6岁的孩子，也喜欢真实的活动甚于假扮的活动。因此，如果老师在教授数学时，能够将数学与现实世界中的工作或个人兴趣如运动、购物甚至电子游戏联系起来，那么孩子们或许会明白学习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