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聪明的工程师要从家庭和幼儿教育开始。除了让孩子们有机会搭建东西和体验触觉世界（譬如通过缝纫、烹饪、园艺、组装、修补和做实验），我们还需要鼓励他们发展出耐心、毅力和好奇心。我的母亲非常重视毅力，是她让我和我的弟弟妹妹都具备了这一点。对她来说，放弃或者从一开始就不去尝试是一个人能做的最令人失望的事情之一。有一次，邻居家的孩子打算骑自行车去当地的一家可口可乐瓶装厂，我央求妈妈开车送我去。她拒绝了。她说如果我真想去，就要学会骑自行车自己去。为此，我真学会了！这份爱听上去很严厉，但是
我的母亲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分寸感，她知道如何在不让我感到受伤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挑战”我。
在20世纪50年代，因为人们对孤独症的研究或可资依赖的知识太少，所以患有孤独症的孩子的成长非常艰难。尚处于萌芽期的残障人权益运动也没有取得重要进展。我们如今唾手可得的大量书籍、会议、视频、支持团队和治疗方案等资源在当时都不存在。就连医生也是一头雾水，他们通常会将像我这样语言发展迟缓、具有其他孤独症特征的孩子送去某些特殊机构。好在我并没有被这些外在的标签压得喘不过气来，生性有些叛逆的母亲很乐意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人们常说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保守且备受限制的时代。这一点儿没有错。但是对我来说，它又是一个天赐的时代，让我得以摆脱孤独症的困扰。我一发脾气，母亲就会限制我看电视的时间。还有什么是比不让看喜欢的电视节目还管用的惩罚措施吗？所以，等我上小学时，我已经可以参与大多数的社交活动，譬如星期天去奶奶家吃晚饭，或者坐在桌旁不大吵大闹、乱发脾气。母亲对礼仪、礼貌的在意和坚持让我为之后去餐厅、教堂和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做好了准备，因为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同时，我很小就对钱有了概念。父母会给我50美分的零用钱
，所以我很清楚在本地的“五分一角店”#pageNote#0里能买什么，并且会为了心仪的玩具飞机而努力攒钱。
我在学校的成绩很糟糕。可是，在寄宿学校的马厩里，我掌握了一些技能，还获得过能够骑马的奖励。因为我来自美国东海岸，又出生在一个没有农业背景的家庭，所以总有人问我是如何进入养牛业的。我想15岁那年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在那一年，我去了姨妈家在亚利桑那州的牧场。我第一次在美国西部体验到了放牧的感觉。我喜欢那里的一切：马、牛、皮革加工、搬运滑槽、谷仓以及高远无垠的天空。那份着迷让我就此踏上了自己的职业之路。
在自食其力方面，我高中时就开始画招牌画，并出售其中的一部分来赚钱。最早我通过给学校的戏剧表演画布景发展了绘画技能。如果没有这些经验，我想我大概也不会画招牌画。
上大学以后，我继续给饲养场、旧货店和亚利桑那州的州立博览会画招牌画。我拿着作品合集四处找机会。这段经历也让我掌握了日后工作所需的一些技能。我发现作品远比简历更有分量。当我开始设计牲畜处理设施时，我会向潜在客户展示我的作品集。我将图纸放在桌上，向他们展示业已完成的项目照片。这个过程我称之为“30秒的打动时间”。为了进一步做好宣传，我还会在畜牧业行业刊物上发表文
章。
所有这些经历激励着我想办法让自己做得更好，变得更坚强、更有韧性。可是，现在很多孩子却已不再发展这种特性。安杰拉·达克沃思（Angela Duckworth）在她的畅销书《坚毅》（Grit）中，将“坚毅”定义为一种为了实现长期目标而让激情和耐力相结合的品质。任何一个站在创新前线的人都知道，新想法往往会被周围同事排斥。一如我之前提到的，当我第一次研究牛的行为时，大家都觉得我疯了。他们不相信牛在处理过程中受到的干扰或刺激会导致阉牛后期体重增加的减缓。然而，事实证明，我提出的假设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成了我设计弯曲的或蛇形的牛群滑槽的灵感来源。我的这一设计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采用。牛群缓慢柔和的前进会减少它们的焦躁不安。我与动物沟通的能力连同我的视觉思维能力促成了我在设计上的成功。
我完全可以想象出神经多样性这样的观念会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提供怎样的帮助。它为更好的心理健康治疗和教育提供了新的见解。2009年，英国莱斯特的德蒙福特大学研究员爱德华·格里芬（Edward Gliff in）和戴维·波拉克（David Pollak）在一项研究中采访了27名存在学习差异的学生。那些将自己的神经多样性视为“差
异”的学生，承认这种差异所带来的积极面和消极面，比起那些将神经多样性视为“疾病/缺陷”的人，前者表现出了更高的自我认同并且拥有更高的职业目标。
不过，我的确遇到过因身份标签而不再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孩子及家长。我的母亲为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也许就是不将我看作有缺陷的人，也不将自己看作有缺陷的孩子的母亲。她摆脱了标签的束缚，一心一意地根据我自身的特殊需求提供各种帮助，从语言治疗到家庭辅导，再到支持我阅读、写作、说话的学校环境。无论一个孩子在孤独症谱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想再怎么强调早期儿童干预的重要性都不为过。我猜想很多父母和我母亲一样有着一种整体认知，但是残障的心态会促生狭隘的视野。
标签是一把“双刃剑”。将分类的术语从“残障”转变为“神经多样性”当然不会消除所有的问题。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以及同许多家长、老师的讨论，有太多的孩子因标签而自我设限，有太多的父母陷入了一种“残障”的心态（无论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标签），而非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在努力挖掘和培养孩子的优势上。一个人的自我定义会影响其日后的职业发展和自我评判。因此，对残障、缺陷和神经多样性这样的表达进行区分就很重要。就我个人而言，我需要权衡
取舍。我的一些孤独症特征让我很难与人交往，却让我与动物很亲近。我代数不好，无法完成视觉空间任务，但是在对象可视化方面有着特殊才能。正是以上这两点让我在研究动物行为、设计畜牧场设备方面取得了成功。我们需要将重心放在一个人擅长的事情上。我们应该从小挖掘孩子身上的闪光点。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有视觉思维倾向的孩子从小就被鼓励做东西，那么他日后可能会走得更远。的确，我们需要权衡利弊。一个具有视觉思维倾向的孩子或许无法像擅长语言表达的孩子那样容易交朋友，但是也许有一天他可以发明出前往火星的传送带。
英特尔公司的高级项目经理卡拉·费希尔（Karla Fisher）在计算机行业获得成功后才被诊断出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在我的《不同，但并不差》（Different ...Not Less）一书中有一篇关于她的文章。她在文中描述了自己如何在行业内找到了“她的同类”。他们都热爱科技，远离社交。费希尔在父亲去世后变得心烦意乱。她的老板建议她去见悲伤心理治疗师。没想到，对方诊断出她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她说自己当时尽管事业有成，但似乎是一名社会弃儿。英特尔公司的高级经理对费希尔说：“我好奇究竟有多少人因缺少诊断而得以在这
里工作。”对一些后来才被诊断出患有孤独症的成年人来说，确诊让他们终于明白自己长期以来在就业和人际关系方面的挣扎原来与孤独症相关。但是与此同时，费希尔坦承如果她早知自己患有孤独症，她应该不会获得如此高的职业成就。她觉得较早的诊断会阻碍她的发展。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认识到标签不过只是标签而已。标签不是一个人的全部。对于一个人的状况，无论是身体上、精神上还是心理上的，标签似乎都试图涵盖范围广泛的特征和行为，让自身达到了某种用途的极限。孤独症的诊断就是基于一系列特征，然而，它并不是一个精确的诊断，就像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德尔塔”一样。我更愿意将孤独症视为行为特征而非诊断结论。我赞同有人想要取消高功能孤独症和低功能孤独症这类表达方式的提议。我更愿意称之为说话的孤独症和不说话的孤独症。有些不说话的孤独症患者具有惊人的艺术、数学或音乐天赋。孤独症谱系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特征组合，其间充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变化。
对于我的母亲一直坚持让我掌握的技能，诸如有礼貌、知道排队、会自我表达或展示等，尽管学习过程很难，但它们的确是真正的生活技能，是我学会合作、沟通、妥协的实用工具。没有它们，我不可能开辟自己的
职业道路。对我来说，不断努力的一大动力就是向他人证明我一点儿也不笨。工作能力与学习能力不同。这听上去似乎很基础，学生应该学会准时，保持礼貌、干净、整洁，按时完成工作、执行任务。有礼貌不只是会说“请”和“谢谢”，更是你即使面对笨拙的工作伙伴也不会当面说对方愚蠢的教养。不礼貌的行为恰恰是职业发展走向糟糕的开始。
当我在会议上和一些家长、老师交谈时，我惊讶地发现有那么多聪明的孩子因一个所谓残疾或残障的标签而没有学习如何工作。当我向这些父母具体询问孩子的技能水平时，我发现他们没有鼓励孩子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譬如购物、管理银行账户或支付账单（神经典型孩子的父母也大多如此）。当我向一位患有孤独症的青少年的母亲提出这一点时，她竟然哭了起来。她说儿子在学校表现得很好，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去商店买过东西，他甚至从来没有自己买过一片比萨、一瓶可乐。这位母亲说自己就是放心不下。
所有新的对神经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强调都是好事。可是，我也目睹了这种“包容性”的标签有时只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例如，当我去大学、政府机构和大公司演讲时，我经常会在现场看到残障人的圈子，也就是说只有残障人和残障人在一起聊天。不止一次，在与高级经理
的分组讨论中，邀请我的残障人小组没有将他们圈子之外的经理包括进来。这样做的负面后果是无法形成有助于残障人进步的交流。在我访问过的一家科技公司里，他们忽略了将孤独症患者所在部门的经理邀请进来。在我访问过的大学里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神经多样性和残障人团体忘记了我在畜牧业领域发展。有一次我访问一所大学，一位兽医技术员项目的教授都没有被告知我来了学校。防止形成这种阻碍沟通的人群孤岛需要艰苦的努力。首先是要意识到它们正在形成。几乎没有一个组织意识到已经形成了人群孤岛。这或许就是孤岛的本质：你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身处其中。
我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帮助到残障人士？”这是一个经常由语言思维者提出的过于宽泛的问题。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与一位孤独症患者，处境截然不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询问过许多公司以了解他们的想法。在一个残障人会议上，我听到一位盲人说他面试了许多他本可以胜任的工作，但统统被拒绝了。所有岗位都涉及使用计算机。我觉得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人们有面试盲人恐慌症。他们一看到他的导盲犬和手杖就觉得安置起来太困难。我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求职者应该更自信，例如他可以一上来就说：“安置我
没有那么困难，你可以试用我两周。我唯一需要的只是特殊的计算机软件。其他的事情，我自己就能处理。”他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建议说，一开始的几天让他的一位朋友来帮助他了解办公室的布局。
有些人认为责任在于雇主，他们理应不歧视神经多样性的求职者，并提供相应的入职条件。但是实际上，往往是求职者自己先打了退堂鼓。求职者积极主动的态度会让面试官放宽心，进而大大增加被录用的可能性。神经多样性的求职者需要展示出自己的实力，可以采用我的方法——“30秒的打动时间”。他们可以将自己的作品放在手机里或精心设计的网站上，随时做好在火车上或飞机上向身旁的潜在客户进行展示和介绍的准备。
当我听到SpaceX（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特斯拉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说简历并不那么重要时，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他并不看重你在哪里上的大学（事实上，大学毕业并不是加入他的公司的先决条件）或者你可以成功复述什么内容。马斯克声称，自己之所以创业是因为当时没有一家初创互联网公司愿意雇用他。他说自己曾发简历给网景，也曾在公司的大厅里闲逛，希望能跟人一起聊一聊，可惜他当时过于害羞而不敢靠近任何人。马斯克寻找的是内驱力、好奇心和创造力。他想要找到那些会制
造东西、会修理东西的人。我敢打赌，一张绘制精美的通风系统机械图远比简历上平均学分绩点（GPA）达到4.0的高分更能引起他的注意。
然而，即使是最先进的项目也可能在失去企业支持后形势恶化。我最近参访了一家知名的品牌公司，面向他们的员工就“不同类型的思维方式”进行演讲。这家公司有一项由一位高层经理牵头的、针对各种有身心障碍的人制定的不错的企划案。可是，在这位高层经理突然因病离开后，这个项目就变得糟糕起来。例如，一名盲人员工在系统更新后便开始无法使用自己需要的软件。在此之前，她一直是客户服务部的重要员工。多元化办公室既没能发现问题，也没能对系统更新进行跟踪。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却足以摧毁她的职业生涯。
幸运的是，当谈到神经多样性时，雇主们自己也开始意识到雇用不同思维类型的员工会带来竞争优势。沃尔格林公司（Walgreens）一直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供应链及物流高级副总裁兰迪·刘易斯（Randy Lewis）在一名残障儿童的启发下，重新配置了他所在连锁店的两个配送仓库中的计算机，以便工作人员在几乎不需要阅读文字的情况下进行使用。这家公司最终发现为残障人士提供服务的仓库的表现优于其他仓库。
好消息是，越来
越多的人认识到，思维方式多元化的员工为工作场所带来的才能和技能远远胜过一开始学习如何根据这些员工的不同需求进行重新配置所带来的暂时性的不便。这些员工最终因其渊博的知识、丰富的记忆力和对细节的关注而受到赞赏。微软等科技公司和高盛等金融公司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它们所采取的举措将会进一步为思维方式多元化铺平道路。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我遇到了一个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年轻人。他是一名汽车经销商，对汽车的品牌、型号及特性有着百科全书式的记忆力。一开始，他沉闷的嗓音和他无法与他人进行眼神交流似乎是他在演讲过程中无法逾越的障碍。可是，一旦人们感受到了他的热情，体认到了他渊博的知识，他的神经多样性就显得一点儿也不重要了。事实上，这甚至成了他在销售时的加分项。
毅伟商学院的罗伯特·奥斯汀（Robert Austin）和哈佛商学院的加里·皮萨诺（Gary Pisano）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声称，澳大利亚国防部发现孤独症患者在分析原始数据模式和潜在网络安全漏洞方面的技能“出奇地好”。这个过程需要极高的对空间模式进行可视化的技能。大型软件公司思爱普和惠普
公司发现，如果能给孤独症患者提供良好的培训和一些便利条件，那么他们会成为非常高效的员工。他们可能需要降噪耳机和安静的工作场所，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培训时间。但是，一旦培训完成，他们就能胜任精确度很高的工作。在澳大利亚公共服务部，患有孤独症的软件测试人员的工作效率比非孤独症同行高出30%。
一份英国的针对雇主的招聘指南《尚未发掘的人才》（Untapped Talent）重点突出了患有孤独症的员工的品质，诸如关注细节、注意力高度集中、可靠、记忆力和技术能力出色。除了安静的工作条件，这份指南还提到感官休息、清晰的工作说明和照明变化是一些可能需要提供的简单的便利。这些员工的天赋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众所周知，孤独症患者还具有另两项可贵的品质：忠诚和诚实。
丹·伯格（Dan Burger）曾出现在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的一期探索孤独症患者能力的节目中。伯格在范德比尔特大学开发了一套名为Filtergraph的计算机程序，可用来分析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太空望远镜的数据，进而帮助天文学家发现太阳系外行星。伯格的网络平台已经扩展到可视化分析其他大型数据集的程度。他发现孤独症患者“对图像中模式的理解程度更高”。此外
，他在创建孤独症和创新中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中心正在开发测试来识别视觉思维者，其目标是为视觉思维者的长期就业做好准备。
最近，我访问了位于芝加哥郊外的软件和硬件测试公司Aspiritech。这家公司发现它的一个分支机构正在损失其20%的业务，但是谁也搞不清为什么。后来，公司才发现原来是网页设计师在网站更新时不小心弄反了公司电话号码中的两个数字。一名孤独症谱系员工发现了这个细小的错误。这双善于捕捉视觉细节的孤独症之眼为这家公司节省了一大笔钱。
管理者需要愿意接受一个事实，即神经多样性的人可能在面试或人际交往方面表现很差。事实上，只有15%的孤独症患者有工作。这个数据还不到残障人总体就业率的一半。一个高素质的人会因为缺乏情感而显得沉闷、注意力涣散。思维方式与众不同的人通常不会成为团队合作者和“社牛”。尽管如此，人都是可以被训练的。大家很容易忘记人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学会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不足。就我来说，很多我在十几岁甚至三十几岁还有的一些特征现在已经消失了，譬如不断重复同样的事情、因反应慢而打断别人等。思维方式与众不同的人也可能反应迟钝、行为冲动。这大多是因为他们没能整合好大多数人认为理
所当然的社交技巧。与我共事的一位成功的机械设计师非常出色，可以设计、建造任何东西，解决任何机械问题，但是他的脾气令人感到害怕。有一天，在我参观工厂时，他开始疯狂吐槽工厂的工程师，甚至说了一些下流话。我连忙拉着他朝牛群上方的一条通道上走去，以防他的咆哮声被办公室里的工程师们听到。
在我为撰写本书做一些研究时，我回顾了自己参与过的所有大型的动物处理项目，尤其关注了那些我设计设备并监督跟进建造过程的项目。换句话说，它们是我花了很长时间在现场工作并认识了一众工作人员的项目。根据这些工作人员的自述和我的非正式分析，我认为我在这些工作场所遇到的熟练的绘图员、机械设计师和焊工中，约有20%患有孤独症、阅读障碍或未经确诊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他们大多高中毕业，从在小作坊、小商铺开始工作时就进入了现在的领域。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创新往往就发生在小商铺中。我提到过的好几个成功案例都是一开始自己开小商铺的人。然而不幸的是，那些本来可以自己开店或者当学徒的年轻人如今却只能被分流进特殊教育，彻底失去了学习使用工具的机会。
最近，我在缅因州看到了一家名为PrintCraft的漂亮的印刷店。这家店的主人莉萨·皮克斯利（Lis
a Pixley）是精通19—20世纪印刷机的行家里手。她自豪地向我展示它们的工作原理。每一台印刷机都有它的机械装置。莉萨可以熟练地操作脚踏板和手工打样，同时让纸张通过每台机器的滚筒。我问她是否愿意参加视觉空间测试，她最终的得分和我一样高。换言之，她是一个近乎纯粹的视觉思维者。她数学不好，尤其是代数，后来还被安排进了特殊教育班。几年下来，她的功课就完全跟不上了。有太多的视觉思维者就这样被堵住了出路。好在莉萨发现了自己对版画和古董活字印刷机的热爱，并成为一名印刷大师。
接触的价值
聪明的工程师从何而来？
许多人之所以进入某个特定的职业领域是因为他们很小就有过接触。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家族企业或子承父业的缘故。根据康奈尔大学庄臣商学院的统计数据，约有40%的家族企业在代代相传，有20%的医学生的父亲或母亲就是医生，律师的孩子继续成为律师的概率是其他孩子的17倍。这就是一种直接的接触，但它绝非唯一的接触途径。我怀疑大多数年轻人对职业可能性的范围并没有概念。所以，我在演讲时坚守的使命之一就是试图打开他们的眼界，其中也包括打开家长和老师的眼界。
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我们似乎忘记了孩子需要接触考试以外
的东西。发展兴趣爱好其实能扩展一个人的想象力和内心生活。甚至从更高的层次来说，一个人内在的丰富性恰恰来自课堂外的生活。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生理学家罗伯特·鲁特-伯恩斯坦（Robert Root-Bernstein）发现，获得诺贝尔奖的顶尖科学家与其他广受尊敬的成功科学家相比，前者拥有一项创造性爱好的比例高出50%。那些在各自领域内发展至顶端的科学家通常爱好广泛，对很多东西都感到着迷。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爱因斯坦对音乐的喜爱。一方面，他认为音乐、拉小提琴有助于形成那些他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另一方面，他的科学思维又反过来有助于他捕捉到音乐那复杂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