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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12 月 31 日，伴着 80 后喷薄欲出的第一缕曙光，我如一颗新星，降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爷爷在爸爸 3 岁时便撒手人寰，40 多岁才生下我爸这个幼子的奶奶，也在爸妈订婚之后、结婚之前就与世长辞。妈妈是家中的长女，外公外婆膝下无子，本想招赘女婿，后来看到我爸家与外公外婆家近在咫尺，步行不过须臾，于是便打消了这个念头。爸妈刚到法定婚龄，爸爸的两位哥嫂就给他们分了一间房和一个猪圈，让他们开始了自己的小日子。一年后，我便迫不及待地呱呱坠地。
年轻的父母对未来的生活满怀憧憬，然而这个年轻的家庭却也如在风雨中飘摇的小船，处处面临着困境，而首当其冲的便是贫困这座难以逾越的大山。我妈说，他们曾经尝试过种植蘑菇、种菜等农活，在土地里苦苦挣扎，却始终无法攒下多余的钱财。于是，爸爸毅然决然地选择前往煤矿，希望能在那黑漆漆的矿井中，挖掘到生活的希望之光。
我出生后，只有小学文化的爸爸，给我取了一个极为传统的名字，王秀。可我那有着初中文化的妈妈，觉得这名字真是土得掉渣。最后，妈妈翻遍了字典，给我取了一个如诗如画的名字——王晓，蕴含着破晓见光明和知晓通晓之意，仿佛在诉说着对我美好未来的期许。
据说在我两岁左右，尚在牙牙学语之时，妈妈肚里正孕育着一个弟弟。然而，面对高达三千元的超生罚金，爸妈无奈地在怀孕六个月时，忍痛选择了引产。这件事，成了爸爸心中永远的痛。或许是因为他的两个哥哥都有儿子，而他仅有我这一个女儿，尽管他对我疼爱有加，却始终心存缺憾。不久之后，爸爸背起简陋的行囊，远赴山西，走进了一个黑煤矿，希望通过挖煤改善家庭的困境。
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家或许就是那根最脆弱的麻绳，厄运专挑苦命人。爸爸离家后尚未给家里寄回一分钱，就传来了噩耗。与爸爸一同出门的同乡打来电话，告知爸爸在矿洞中遭遇事故，身受重伤入院。妈妈和外公如遭雷击，匆匆收拾行囊，乘着绿皮火车，赶赴山西接回了下身截瘫的爸爸。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医院的消毒水味成了我记忆的主调，妈妈用输液管编织出的小鱼、小鸟，还有医院大门口的假山鱼池，也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我爸出院后，为了方便照顾，爸妈搬到了我外公家生活，我爸的腿也一直没能站起来，日常出行他就靠两张竹编的椅子挪动。原本黑瘦的他也因为长时间的卧床长得白白胖胖。我至今能还记得我和邻居家的孩子打架后跑到他床头告状的情形，也通过照片清晰的记住了他的模样。他出事后快2年的时候，趁着外公外婆，我妈带着我走亲戚他在家喝农药离开了人世。那时候，我还不到四岁，我妈哭干了眼泪，我只知道家里来了很多人，他们有人说可怜了我，有人给我头上用麻绳捆上长长的白布，那白布长得我站着都要拖在地上好长一截。
生活如滚滚车轮，总是不断前行。记忆中的母亲，总是留着齐耳的短发，身躯瘦弱，一米五的个头，却能挑起满满两大箩谷子，挑粪施肥更是不在话下。尽管院子里的小孩会和我打架，但没有人会嘲笑我是没有爸爸的孩子。那时，已经在镇上上班的二姨和二姨父常常回家看我，给我买娃哈哈和冰棍。虽然他们两人一个月的工资不到 300 块，而一瓶娃哈哈就要一块钱，但他们对我的爱毫无保留。读中专的三姨也会用自己放假做水果生意的钱给我买毛线，织出温暖的毛衣。只有四姨，初中毕业后去了广州的工厂打工，几年都未能见面。
生活平淡而艰辛，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拉扯到 8 岁。有一天，一个亲戚带着一个高高瘦瘦的叔叔来到我家。同伴们说，那个叔叔的头长得像一把斧头。那时的我，隐约感觉到他的到来会改变我的生活，所以对他心生厌恶。然而，小孩子的细微情绪无法改变故事的走向。不久后，这个叔叔住进了我家。从此，我再也不能和妈妈睡在同一张床上，也无法再摸着她的手臂、耳垂入睡。夜晚，我总是会被噩梦惊醒，总觉得空荡荡的二楼有鬼魂出没。于是，我常常半夜咚咚咚地跑到楼下，要么去找外公外婆，要么去敲妈妈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