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却在与日本人相反的方向上，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美国人全力迎战，只因为这场战争被强加在他们身上。他们遭到了攻击，所以也要给敌人一点厉害瞧瞧。为了使美国的普通民众放心，官方发言人在谈及珍珠港事件或者巴丹半岛的溃败时不会说：“这些早已被我们的计划考虑在内了。”而是会说：“既然敌人找上门来，就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威力。”美国人已经习惯了生活在一个挑战不断的世界里——并且已经准备好了去迎接挑战。但让日本人感到放心的生活方式，则是万事已提前规划好。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莫过于不可预知的意外。
日本人作战行动中的另一个主题也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断地说：“全世界的眼睛都聚焦在我们身上。”因此必须全力展现“日本精神”。当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本下达军令：因现处于“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应当全力展现日军本色。海员则被告知，万一军舰被鱼雷击中而不得不弃船，他们依然需要保持端庄优雅的姿态来操纵救生艇，否则“全世界都会笑话你。美国人会把你拍成电影，在纽约放映”。这关乎他们将如何向世界展现自己。对自身形象的关注也深植于日本文化之中。
提到日本人的态度，最著名的便是对天皇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到底有多大的控制力呢？美国某些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持续七个世纪的封建时代，天皇只是一个形象模糊的傀儡。每个人都直接效忠于他们的主人——大名，再往上，则是效忠于军事大元帅——将军；对天皇效忠并不重要。天皇被幽禁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宫廷之中，仪式和活动都严格受到将军制定的规章制度的限制。地位很高的封建诸侯如果对天皇表达敬意，甚至会被视为背叛。对于日本普通民众来说，天皇就像不存在似的。美国一些政治分析家相信，只有了解日本的历史才能理解：当日本这个保守民族重新集结力量时，为何又把逐渐被人淡忘的天皇拥戴为权力中心？日本的评论家一再声称天皇在其臣民中有不朽的威望，但显然他们坚持的这种言论太夸张了，论据也不堪一击。因此美国在战时的政策没有理由对天皇态度软弱。相反，对这个日本近来才编造出来的邪恶暴君概念，他们有一切理由给予最猛烈的攻击。天皇是崇尚现代民族主义的神道的核心。如果美国削弱和挑战了天皇的神圣地位，那么日本的整个结构都会坍塌。
一些熟悉日本的美国人读过日本的文献或者来自前线的报告后，则持有相反意见。那些曾在日本居住过的人知道，没有比公然攻击或者辱骂天皇更能刺痛日本人并激发他们的斗志了。他们相信，在日本人眼中，攻击天皇不等于攻击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谟—克—拉—西”（民主）的口号很响亮，军国主义臭名昭著，以至于军人走上日本街头前需要换上便装。但哪怕在那个时期，他们也见证了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那些在日本居住过的人坚称，日本人对他们皇族领袖的崇敬和德国人对希特勒的尊敬不可相提并论，因为后者对希特勒的态度变化正好反映了纳粹党的兴衰，并且与法西斯的一切恶行紧密相关。
当然，日本战俘的证词也印证了这一点。和西方的士兵不同，日本士兵并没有接受过训练，他们不知道一旦被俘后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因此他们对所有问题的回答均各执一词。他们之所以没接受过这方面训练，也是因为日本的不投降政策。这种状况直到前几个月才得以改变，尽管只是局限在几支队伍和某些组织中。战俘的证词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它体现了日本军队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各方意见。日本士兵不会因为士气低落而投降，也不会在被俘后一反常态。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在受伤昏迷、无力抵抗的时候被俘的。
那些顽抗到底的日本战俘把极端的军国主义思想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圣旨效命”；“天皇指引国民参战，服从是我的职责”。但是那些反对此次战争和日本未来侵略计划的人，也同样把和平的主张归根于天皇。对所有人来说，天皇意味着一切。厌战者把天皇称为“爱好和平的陛下”，坚称“他一向都是个自由主义者，且反对战争”。“他是被东条英机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天皇表示他是反对军部的。”“战争是在天皇不知情或者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发生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他的国民被牵扯进去。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正在受什么苦。”这些说法和德国战俘不同。后者尽管也抱怨将军们和最高指挥部背叛了希特勒，但依然认为战争和备战的责任都在希特勒，因为他是最主要的战争发动者。但是，日本的战俘则明确表示，对皇室的尊敬与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政策是两码事。
但是，对他们来说，天皇与日本则是不可分的。“没有天皇的日本便不是日本。”“无法想象没有天皇的日本。”“天皇是日本的符号，是宗教生活的核心。天皇是一个超宗教的角色。”即便日本最终战败，天皇也不会因此受谴责。“国民不认为天皇应该为战争负责。”“如果战败了，也应该由内阁和军部领袖负责，而不是天皇。”“即便日本输了这场战争，全体日本人也会继续尊敬天皇。”
所有这些认为天皇无可指摘的统一论调，在美国人听来却十分虚伪。因为美国人觉得，世上没有一个凡人可以免受怀疑和批判。但是毫无疑问，直到战败，日本人依然持有这个看法。那些审讯战俘最有经验的人，都认为没有必要在每份审讯笔录上注明：“拒绝反对天皇。”所有战俘都拒绝说天皇的不是，甚至包括那些和盟军紧密合作，为其向日本军队做广播的人。在我们搜集的所有战俘审讯笔录中，只有三份委婉地反对天皇。其中只有一份敢于直言：“保留天皇是个错误。”第二份则说：“天皇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只是一个傀儡。”第三份不过是揣测天皇可能会让位于皇太子，如果废除君主制，日本的年轻女性则有希望过上她们羡慕的美国女性的自由生活。
因此，日本的指挥官们正是利用了全国上下对天皇的这种崇敬。他们会在军中分发所谓“天皇恩赐”的香烟，或者在天皇生日时，带领全体部下向东方三鞠躬并高呼“万岁”；“即便军营受到日夜轰炸”，他们也不忘和全体部下在每个清晨和黄昏，吟诵天皇在“军人敕谕”中向军队颁赐的“圣旨”，“他们吟诵的声音在森林中久久地回荡”。军国主义分子们极力利用人们对天皇的忠诚。他们号召所属官兵要“实现天皇陛下的心愿”“扫除天皇所有忧虑”，要“以崇敬之心报答陛下的仁慈”“为天皇效命”。但是，这种对天皇意志的服从却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正如同许多战俘所说：“只要天皇有令，哪怕手上只剩一根竹竿，也会奋战到底；同样，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人会立刻收手。”“如果天皇颁发命令，日本明天就会扔掉手中的武器。”甚至最具沙文主义色彩的“满洲关东军”也会“放下武器”，因为“只有天皇的旨意才能令日本国民心甘情愿地接受战败结果，为重建家园而活下去”。
日本人对天皇的这种无条件、无保留的忠诚，显然与他们对其他人及集体的批判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无论是日本的报纸杂志，还是战俘证词，都充满了对政府和军部领袖的批判。战俘们咒骂、谴责某些前线指挥官，特别是没有和部下共患难，自己坐飞机撤退，却把部队撇在身后继续作战的那些人。在他们严厉批评这些军官时，当然也会称赞另外一些。显然日本人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甚至日本本岛的报纸杂志也会批评“政府”。他们希望政府能更多地担当起领导和协调的职责，但显然现在政府做得很不够。他们甚至也会批评政府限制言论自由。1944年7月，东京的某家报纸刊登的一篇会议报告便是很好的例子。那次会议是由媒体编辑、前国会议员、日本的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的领导人等参加的。会议上一个发言者说道：“我觉得振奋民心的方法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言论自由。最近几年，日本国民没法坦率地说出心底的真实想法。他们担心一旦触及某些话题就会遭受责怪。他们顾虑很多，只顾做表面文章，长此以往变得懦弱胆小。这样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另一个发言者谈及此问题时更进一步：“我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和选区的选民座谈，并就许多事情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他们几乎全都不敢直言。没有言论自由，就无法激发斗志。在所谓的《战时刑事特别法》和《国家安全法》的严格限制下，国民变得和在封建制度时期一样胆小。所以，国民本该发挥的战斗力，至今没有被激发。”
由此可见，即便在战争时期，日本人也会批判政府、最高指挥部和顶头上司。他们是用批判的眼光承认整个等级制度的优越性。然而，唯独天皇免受批评。天皇的至高地位直到近代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的尊重呢？究竟是国民性中的哪一点，令日本人把天皇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战俘说，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人可以“举着竹竿”奋战至死，也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战败和沦陷。这是真的吗？战俘们究竟在胡说八道误导我们，还是道出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