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美国人参与了日本政府的管理工作——他们完全有理由对此感到自豪。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三方联合制定了美国在这方面的政策，并于1945年8月29日通过电台发布，最终由麦克阿瑟将军巧妙地付诸实践。但美国人自豪的理由常常被美国报刊及电台中的党派吹捧和攻击所掩盖。即使是足够了解日本文化的人，也不确信目前的政策是否明智可取。
日本投降时期的一个重大问题还是占领的性质问题。胜利方是应该继续保留利用现有的政府乃至天皇呢，还是应该废弃它们？是否应该让美国军政府的管理渗透到县乡一级？意大利和德国采用的模式是在当地设立盟军军政府总部并作为战斗力量的一部分，把地方行政事务掌控在盟军行政官员手中。当日本投降的时候，太平洋地区的盟军军政府官员以为在日本也会采用同样的模式。日本人也不知道他们将被允许保留多少对本国事务的责任。《波兹坦公告》上只是说：“日本领土上由盟军指定的点都应该被占领，以确保完成我们在此提出的基本目标。”并且必须永远消除“那些欺骗和误导日本国民并使之发动世界侵略战争的势力”。
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联合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出的指令，体现了对以上事务的重要决定，即日本人将对本国的行政管理和重建负责。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也完全支持这个决定。“最高司令官将会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机构和机关行使权力，直至能够满意地推进美国的目标。而日本政府将会被允许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指导下，在内政事务上行使政府的正常职能。”因此，美国对日本的管理方式与德国和意大利的管理方式很不一样。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仅仅是一个利用日本从上到下各级官僚的组织。它直接向日本帝国政府传达信息，而不是向日本国民。它的职责是替日本政府指明努力的目标。如果某个日本内阁大臣觉得这目标不可能达到可以提交辞呈，但如果他的反对有道理，也可以让指令得以修正。
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这个政策的好处足够明显。正如同希尔德林将军在那时说的：“利用国民政府的好处是巨大的。如果没有日本政府为我们所用，我们将不得不直接操纵这台管理七千万人口国家所需的复杂机器。这些人在语言、习俗和观念上都与我们不同。通过清理日本政府机构并把它当作工具加以利用，我们节约了自己的时间、人力和资源。换言之，我们要求日本人收拾自己的家，同时会提出明确要求。”
在华盛顿制定政策的期间，依然有许多美国人担忧日本人会阴沉消极和不友善。一个伺机复仇的国家可能会破坏一切和平计划。事实证明这些担忧是多余的。其原因不在于关于战败国、政治或经济的普遍真理，而在于日本独特的文化。很可能，这个善意的政策在其他任何民族那里，都不会取得像在日本一样的成功。在日本人看来，战败固然残酷，但这个政策促使日本实行新的国策，使他们不感到那么羞耻。他们如此顺从地接受这个政策，恰恰因为受文化制约的特殊国民性格。
在美国，人们不断争论采取的和平条约到底应该是严厉的还是宽厚的。但真正的问题其实并不在于严厉还是宽厚，而在于把握好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的分寸，以打破传统的、危险的攻击性模式，设定新的目标。最终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国民性格，以及该国的传统社会秩序。譬如说，正因为普鲁士的专制主义已经在家庭和日常市民生活中根深蒂固，某种和平条约对于德国便是必不可少的。对德国采取的明智和平的指令自然也和对日本的不同。德国人和日本人不一样，不认为自己对世界和历史亏欠恩情。他们奋斗不是为了偿还不可估量的债务，而是为了避免沦为受害者。父亲是一个专制的形象，和其他地位高的人一样，如那句俗语所说，由他来“强迫别人尊重他”。如果不能得到尊重，他会感觉受到威胁。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儿子都会在青春期反抗专制的父亲，在成年后，又会向父母所过的那种单调乏味的生活妥协。德国人的人生最高峰就是狂飙突进的叛逆青春期那几年。
但日本文化的问题不是极端的专制主义。日本父亲尊重年幼的孩子，这在几乎所有的西方观察家看来都称得上出类拔萃。正因为日本孩子习惯了和父亲之间真正平等的情谊并公开以父亲为傲为荣，父亲只要简单改变一下语气，就能令孩子按照嘱咐行事。但父亲不会对年幼的孩子严厉，日本的孩子也不会在青春期反抗父母的权威。相反，青春期的日本孩子们在世人评判的目光下，成为自己家庭富有责任感和顺从的代言人。如日本人所说，他们显示出对父亲的尊重，是“为了练习”或“为了训练”。意思是，作为受尊重的对象，父亲成了一个超人格的符号，象征了等级制度和恰如其分的生活方式。
父亲在孩子最初的经历中所扮演的角色，亦是整个日本社会的模式，即位居等级制上层且受到最高级别尊重的人，并不行使专制权力。位于等级制顶端的官员们通常并不掌握实权。上至天皇，下至底层，都有顾问和隐藏的势力在幕后发挥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青龙会式的超民族主义组织之一的领导人，对东京一家英文报纸的记者说过一段话，可谓对日本社会最精确的描述之一。他说：“日本社会是一个三角形，由一个角上的大头针固定。”换句话说，三角形躺在桌上，所有人可以看见，但大头针是看不见的。三角形有时候偏向右边，有时候偏向左边，都是以一个隐蔽的支点为中心，左右摇摆。如西方人经常说的，一切不过是“镜中迷惑人的幻象”。日本社会尽一切努力把专制权威藏在幕后，令一切举动看似在对象征性地位示忠，而这个象征性地位通常都是和实权疏离的。日本人一旦发现了剥掉面具后的权力根源，就会把这根源视作剥削者，配不上整个系统。这和他们对放高利贷者及暴发户的看法如出一辙。
正因为日本人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所以无须成为革命者便可以反抗剥削和不公。他们并不希望破坏社会的基本结构。日本人可以在不攻击整个系统的前提下开始实行最彻底的改革，正如明治维新时期做的那样。他们称之为“复古”，即“退回”到过去。但他们从来都不是革命者。西方作家有的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发生意识形态领域的群众运动；有的则夸大战争期间的地下运动，希望从中找到可以带领日本投降的领袖；有的自日本投降后就一直预言激进政策会在日本民调中胜出——但是他们全都严重错估了形势。他们所做的一系列预言都是错的。保守派首相币原男爵在1945年10月组阁时发表的演讲更符合日本人的想法：
新日本的政府有一个尊重全体国民意愿的民主形式……在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天皇都是把他的意愿作为国民的意愿。这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神，而我讲的民主政府正是这种精神的真正体现。
他用这种措辞来表达民主，对美国读者来说似乎毫无意义。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复古之说的基础，比起西方的意识形态基础，将更有利于日本扩大公民的自由领域，提高国民福利。
当然，日本也会试验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但是西方的制度在日本不见得就能像其在美国一样，成为改善世界的可靠工具。普选以及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固然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但同时也制造了同样多的问题。当这些问题愈演愈烈时，日本人就会修正美国人赖以实现民主的这些方法，到那时美国人就会激动地声称这场战争白打了。他们总是相信自己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普选在日本重建和平国家的漫长过程中，至多不过起辅助性作用。自从19世纪90年代试行第一次选举以来，日本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小泉八云所描述的一些老问题今后还可能重现：
在那些激烈的竞选中确实不含任何个人仇恨，而此类仇恨曾令很多日本人失去生命；在令人震惊的充满暴力的议会辩论中，也很少见到针对个人的敌意。政治斗争并不是个人之争，而是藩阀利益之争，或者党派利益之争。而每个藩阀或者党派的忠诚追随者，都把这种新的政治理解为一种战争的新形式——为了领袖而打的效忠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