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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盼心中一阵酸楚，自己是志愿军战俘，国家的耻辱，又有什么面子可言。
村长带了两个民兵远远的过來了，梁盼上前答话，村长倒也沒难为他，只交代了几句以后要安安分分的，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不要想歪门邪道。
梁盼送走了村长，出门推起了石磨，他满身的力气，满心的心酸，只能发泄在这沉重的磨盘上。
……
朝鲜战争结束，赫鲁晓夫上台，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新中国百废待兴，欣欣向荣，江北到处是建设工地，晨光机械厂和红旗钢铁厂的雏形已现，设备机器都从苏联运來，专家组指导工人安装调试，和中国人民打成一片，相处融洽，各单位学校学俄语成风，人人以会说俄语为荣，以认识苏联老大哥为傲。
风云激荡的1953年就这样过去了，次年初，政治风向忽然有了变动，七届四中全会上对国家副主席高岗进行了批判和揭发，同时被批判的还有中组部长、中央副秘书长饶漱石，罪名是阴谋分裂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中央高层斗争，属于神仙打架，与平头百姓无甚关系，但省部级高级干部难免牵扯其中，江东省委书记郑泽如属于饶漱石派系，饶漱石被打倒，他大为紧张。
枫林路上的书记楼彻夜亮灯，书桌上的烟灰缸里是满满的烟蒂，屋里更是烟雾缭绕，郑书记穿着毛背心坐在桌前藤椅上，长吁短叹，稿纸上一个字沒有，身旁的废纸篓里倒是一大堆写了一半的废稿。
夫人潘欣端着一壶热茶上來，关切的帮丈夫揉着肩膀，问道：“怎么，写不出來。”
郑泽如将笔一摔，拍着脑袋道：“字斟句酌，还是无法下笔，无法下笔啊。”
潘欣道：“向中央表明态度就是，和饶漱石划清界限。”
郑泽如又点了一支烟苦笑道：“哪有你说的这么简单，这里面的学问大了，党的内部斗争向來是血腥残酷的，稍有不慎就会把政治生命乃至**生命葬送，我死无所谓，你和孩子以后的日子怎么办。”
说着怜惜的摸着潘欣微微隆起的肚子，郑书记和潘欣的爱情结晶就要降生了，这是郑泽如第三个孩子，他还记得，第一个孩子生于1930年，刚生下不久就发现残疾，被自己逼着当时的妻子红玉拿去卖了，卖了到底二百还是三百块钱已经淡忘，这笔钱被用來做印刷经费了，这孩子如果活到现在，已经是二十四岁的青年了，兴许已经结婚生子了。
第二个孩子还是红玉生的，生于1938年抗战最激烈时的北泰市政厅地下防空洞，起名王北泰，算起來这孩子也有十六岁了，该上高中了，自己一直沒怎么关心过红玉娘俩，每每午夜梦回，总会内疚一番。
想到孩子，郑泽如的斗志又旺盛起來，他重新起草，笔走龙蛇，洋洋洒洒数千字，对饶漱石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期间的一些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检举揭发，同时也对自己进行了自我批评和深刻反省。
这封信送到中央之后，郑泽如就忐忑不安起來，仿佛等候判决的犯人。
幸运的是，郑泽如沒有遭到任何处理，依然当他的省委书记，他如释重负，心情大好，通过在京好友叶雪峰打听情况，得知自己这回过关竟然多亏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这个人就是徐庭戈。
原來在镇反期间，华东局在饶漱石的领导下沒有和中央保持一致，杀的人太少，引起主席的强烈不满，而江东省的镇反工作具体操作人是徐庭戈，他杀起人來大刀阔斧，一天枪毙几十上百个从不手软，雷厉风行的手段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认为江东和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从而郑泽如的工作还是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