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通过，爱新觉罗·载湉后来正式下诏，以李鸿章的“并裁”方案实施，康有为弄的这个轩然大波总算有惊无险地就这么“揭”过去了。
康有为惹了这么大的乱子，让李鸿章给平息掉了，但这仍然没有改变康有为对李鸿章的成见，甚至徐世昌和康有为说了孙纲在朝鲜所采取行动的苦衷后（这个徐大翰林还真是个讲信用的人），康有为也没有改变对孙纲的看法，说孙纲“巧言强辩，混淆视听”，而且当梁启超表示想去见一见这位“斐声海内”的“少年能臣”时，康有为居然勃然大怒，身为学生的梁启超对老师敬畏惯了，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声，但他看过孙纲给爱新觉罗·载湉写的那个“《海权论（大纲）》”，坚信孙纲不是象康有为想的那样，正好孙文来了，因为孙文也是广东人，他和孙文“一见如故”，谈得极是投机，知道孙文和孙纲的关系后，“求为引见”，孙文慨然答应，就把梁启超给领来了，梁启超正愁自己的官话说得不好，恐怕和孙纲沟通困难，还在那里忐忑，却没有想到孙纲居然先来了。
“吾师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说白了就是死要面子不认错）。”梁启超对孙纲说道，“对大人或有不当之见。还请大人不要见怪。 ”
“那倒不算什么。”孙纲笑着说道，“只是我自己不怪他，怕其他人就不一定能象我这样了。”
梁启超听了也是一脸苦笑，但康有为毕竟是他的老师，在这个“天地君亲师”为大地时代，作为学生的梁启超，也是无能为力的。
两人一谈之下。颇有相见恨晚之意，孙纲和梁启超就“变法”的许多问题交换了看法。孙纲告诉梁启超，“法”的确该变，这一点没有错，但不能这么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搞“一刀切”，譬如病人得重症是应该下猛药，药效猛可以，但如果下手太急的话。病治好了，可病人也死了，那样地结果又有什么用呢？
孙纲对目前“变法”的看法是，中国当前极需要一个和平地环境来发展综合国力，旧法当变，也确实是刻不容缓，就象康有为和梁启超一贯主张的那样，应该“开启民智”。唤醒民众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中国“暮气沉沉”的现状。
但开启民智光兴办学堂其实是很不够的，最主要的一点康有为和梁启超及众多的维新人士其实都没有想到，可对从后世穿越过来地孙纲来说，这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孙纲提出来的就是。开放舆论。
大清王朝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由于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不光平头百姓不能随便上书言事，连品级较低的官员也是不行，由此不但造成“下情无以通上，上情亦不能达下”的局面，也使得民众的思想被禁锢，这才是造成中国目前“万马齐喑”的真正原因。
大清王朝地整个国家官僚机构根本不象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它没有民间舆论的监督和制约，虽然设了科道御史言官用以对各级官员的行为进行纠察监督和批评。而且监督和批评还常常发生作用。但实际上这个“国家监察机构”也是在大清王朝的官僚体系内当中的一员，根本不可能做到在“体制内”实行完全意义上的监督。历史表明，能够作到真正的监督的力量只能来自于民间舆论。
但是目前的大清朝还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开放民间舆论（西方的德国和俄国也是一样），孙纲的意思是可以促成朝廷开放一部分舆论（在那个“防汉”的心理下，想要全部开放是不可能的，朝廷也绝对不会允许），即允许民众在各种报纸上发表言论，“评议时政”，朝廷对此可以采取“言者无罪”的态度，官员们可以被告知要多注意这些言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说得对就听，不对的也不用大惊小怪，民众不明白的可以向民众解释或者在报上反驳不同观点。这样一来，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种“言论自由”地风气，民众对国家大事地关心自然就会促成民智的觉醒，同时官员们在逐渐意识到了民间舆论地力量后，也会自觉不自觉的“收敛”自己的行为，无形当中就会减少贪腐现象的出现，促进国家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