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能够减少生老病死、饥寒劳作的痛苦，特别是医药技术能够救死扶伤，可以说，减少痛苦就是技术进步的显然意义。不过，技术进步未必能够增加幸福。只要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变，即使技术进步取得巨大成功，社会不公和不平也仍将继续存在，社会的一切矛盾将照原样存在于技术更发达的社会里。但这是政治和伦理问题，不能因此怀疑技术进步的意义，政治和伦理问题只能通过政治和伦理去解决。然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技术进步的受益者主要是强势群体（弱势群体无法支付技术费用），因此，技术进步的一个可能的附带后果是扩大了强制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差距而间接地加深了政治问题。网络共产主义者aaron swartz在其“游击队自由取用宣言”（guerrilla open access o）里就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在网络上以收费的手段控制各种知识资源，把科学和学术这些本来应该共享的非商业资源变成商业谋利的资本，从而把相对贫困的国家和人民拒之知识门外，而既然“信息就是权力”，那么，控制信息就是拒绝让人民分享权力。可以想象，其他技术的享用也存在类似问题。
那么，假如能够有一个足够好的社会，公正、自由而平等，以至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能够公平而平等地得到皆大欢喜的分配和分享，又怎么样呢？桑德尔考虑到了这个可能性。桑德尔说，有一种据说能够避免种族主义或社会歧视的“自由主义优生学”认为，如果社会是公平和自由的，那么基因改良的优生学就是显然的进步，因为人人都将得到改善。这种主张得到德沃金、诺齐克和罗尔斯的支持，诺齐克还想象了人人受惠的“基因超市”。当然，这个假设并不真实，事实上一个自由主义社会并不足以实现公正、公平和平等，甚至人们名义上拥有的自由也有很大一部分不可能兑现为真实拥有的自由，即实质自由。这是自由主义自身的内在问题所致：只要社会的运行方式是竞争性的个人主义和市场，那么，公正、公平和平等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实现。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批判理论以及近年来的“点共主义”，都已经深入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此无需多论。但这个乌托邦假设仍然具有理论意义（或许未来可以实现），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公正而平等的社会，基因技术普遍惠及了所有人，在“基因超市”里，人人都吃了长命200岁的“彭祖仙丹”，人人都吃了智商200的“爱因斯坦灵丹”，人人都吃了“阿基里斯神药”或者“美人药片”，于是人人同样漂亮、聪明、强壮，社会游戏又会怎么样？
不妨先考虑一种具有现实性的情况：假定法律允许每个运动员都吃药，每个人的记录都提高了，又怎么样？可以想象，按比例的变化并没有导致比赛的变化。那么，以此类推，基因神药的情况必也类似，人人都获得生理改进，但人们的社会位置和社会竞争的情况并没有变化。可是，既然所有人的情况都变得更好（更聪明、更健康、更漂亮），这已经是一种超常的帕累托改进了，人们理应满意才对。在这样情况下，当然应该说，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了——但还不能说，社会变得更好了，因为社会游戏并没有变化。假如人类能够对此状况感到满意，那么人类有福了，但是，人类进步和解放的故事不可能就此止步，这个神话的逻辑注定了，人类必定试图把技术发展到“全知全能”的地步，于是人们就能够实现彻底的平等，只有彻底的平等才是进步和解放的结束语。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彻底平等”有两种可能性，人们会对哪一种比较满意呢？或者都不满意？
彻底平等的一种可能性是：基因神药让人不仅变得更聪明、更健康、更漂亮，而且让每个人变得同样聪明、同样健康、同样漂亮，千人一面，一切差异都将消失。一切都完美了，也就应该没什么可抱怨的，可是为什么这个故事结局会令人不安？也许应该思考的是：人类会因此损失什么呢？我无法罗列人类的可能损失，但有一点大概可以预见：人类将失去文化。一旦人类统一于一个完美概念，文化就自动消失了。这一点可以换个角度去理解：为什么万能的神没有文化？因为神不需要外在标准，不需要任何批评标准，因此，主观就成为客观，文化就化为心理。可以说，万物齐一就不再有文化，物我为一就不再有文化。
彻底平等的另一种可能性是：人们对统一的完美概念不感兴趣，人人都宁愿是唯一的，而基因神药使得人人能够自由创作自身，于是人人都成为艺术家（这听起来有些类似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想象），人人都按照自己独特的偏好把自己创作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人人的存在和价值都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人人的偏好都具有同等价值。这样彻底多元化的彻底平等也是彻底解放的故事的一个可能结局。那么，这种结局是否好过第一种呢？也许，但取消一切比较标准的结局同样也是文化的终结，这一点倒是殊途同归。彻底多元化同样导致标准的丧失，它不否认任何事物的价值，而是通过承认一切事物的平等价值而达到取消任何价值：既然任何事物的价值都可以自证，平等而不可通约，那么，也就无所谓价值了，一切价值在得到普遍承认的同时也就被普遍否定了。
这里我愿意提到桑德尔开篇就讨论的一个例子：美国有一对夫妇是后天聋人，他们想要一个也耳聋的小孩。他们认为，耳聋不是缺陷，而是一种文化身份，而且与其他任何身份同等好，是一种值得自豪的身份。为了确保小孩是聋人，他们找到数代天生的聋人进行人工授精而得到了聋小孩。这个例子已经预示了彻底多元化的彻底平等的故事结局。未来人类是否喜欢这个故事，我不知道。
无论人类有了多少知识，未来依然永不可测（休谟原理），因此科学无法确保人类故事不会有一个自食其果的坏结局，所以桑德尔不断强调人有必要尊重自然之道、尊重自然的礼物、尊重自然的偶然创造、尊重自然的界限。这虽是令人敬重的观点，却不足以说服人们放弃科学主义的完美梦想。德沃金就暗示说，没有什么理由不能替上帝去改进自然而使之更加完美，既然人类有能力追求完美，又有可能实现平等，怎么就不可以呢？正因为未来不可知，因此我们既无法证明科学冒险必将成功，也无法证明它必将失败，于是，桑德尔的自然主义观点不足以驳倒人定胜天的完美主义，我在这里所表达的也只是一种怀疑论的疑问，也不足以驳倒人类追求完美的冒险。不过，桑德尔还有一个在我看来更为有力的观点，那就是：经验，特殊的个人经历，无法预制的生命经验，在不确定性中成长的经验，才是生活意义的基础。因此，即使科学总是节节胜利，也仍然是有疑问的，比如说，基因工程以及各种技术在预制人生时，计划剥夺了经验，同时也就剥夺了生命历程无法还原的意义。因此，桑德尔可以这样回应德沃金：如果完美不是一个偶然生成的故事，而是一种预订的产品，那么完美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剥夺每个人的经验。
前言
迈克尔·桑德尔教授的《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并不是他最有名或最畅销的著作，然而却可能是争议性最大且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作品。
公平、正义原本就是个不容易有完美答案的议题，若是再加上尚未被明确而妥善规范的新科技所衍生出的规范，就显得更加棘手。而当我们遇上的高科技是足以改变我们自身遗传物质的基因科技时，所引发的争议与论战就更不是能从现今的状况、科技的应用范围、政府的规范、宗教与哲学、伦理道德等的角度来解决的了。于是，常常产生各说各话而无法充分沟通的状况，以至于成为有心的政治人物误导人民的工具，或无知的决策者祸延子孙的无心之举。
然而，纯粹的公平、正义真的存在吗？换句话说，有可能从任何角度看起来都是公平与正义的吗？我相信，就算有，也只是在极少数的特例中，而在绝大多数的情境中应该并不存在绝对的标准。那遇到关系重大的议题时，我们又该如何是好呢？此外，在追求重大议题的公平与正义时，到底要追求到什么程度？一定要追求到百分之百的极致吗？而在追求的过程中，我们愿意付出多少代价或成本呢？一定要不计代价地追求吗？
这本书虽然篇幅不长，作者却在一波又一波的论证中阐述他的立场。由于作者论理流畅，所以笔者只花了几个小时就读完了一遍；然而读后在脑中萦绕的思绪却久久无法散去。例如，笔者服务的公司最近有同事喜获麟儿，所有的父母当然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因此当读到书中提到的一对失聪的父母希望生下耳聋的孩子，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听不到并不是一种一般人认为的缺憾，而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方式时，我感到震惊不已！作者马上就问：“为何世人觉得父母愿意花钱利用科技选择生男生女，或找优质精子或卵子的捐赠者是合理而可接受的尝试，然而当听到一对失聪的父母希望生下耳聋的孩子就觉得不太能接受呢？” “事先设计把孩子制造成聋人是错误的吗？如果是的话，又是哪里做错了？是耳聋的部分，还是设计这个行为本身？”
基因科技有别于先前的优生学观念之处，在于这个新的科技虽然发展的初衷是为了要医治或改善疾病，然而它似乎也带来了令人们困扰的副作用，即使父母可以决定或选取子女的基因组成，来达到原本可能要经过长时间努力才能获得的成果。更令人担忧的是，基因科技通过改变我们自己的基因，可能会在我们不经意的情形下改变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或现今达成的平衡。许多人可能认为，基因科技的出现就像运动员使用禁药的问题，要从对运动员本身的安全问题以及对其他选手的公平性问题着手来探讨；然而作者却是从生命是一个特别的礼物的观点为基础，从而阐述生命的不可全然掌握及不可预知的多样性。若是父母可以通过基因科技来设计或订做子女，原本两者存在的生育及养育的关系似乎也可能成为设计者与被设计者的从属关系，当然也会衍生出新的责任与义务问题。
遗传工程如何让人感到不安？
苏东坡有一首《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千百年来，为人父母者无不希望子女能才华出众、功成名就。但正如苏东坡的这首诗中所描述的，世间的事情其实很难说，再聪明的人也难逃命运的玩弄。在第一章（基因改良的道德标准）中，作者先以一对失聪的父母希望能生出耳聋的小孩所引发的反对言论，以及许多父母愿意花大把钞票来获得他们主观认定的优质精子或卵子，却容易为世人所接受的现象来讨论基因改良的一些相关道德问题。遗传工程上的突破同时为我们带来希望和困境。带来的希望是，我们很快就能治疗和预防疾病；带来的困境是，新发现的遗传学知识或许也使我们能操控我们的自然状态。作者列举了几项已经引发强烈争议的问题，如体育竞赛中运动员强化肌肉的努力、与几乎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关系的记忆力及身高问题，以及在我们的社会中早已耳熟能详的性别选择，来试图探讨我们所面临的道德不安。然而，在这个科学的脚步比道德理解快速的年代，虽然大部分的人至少对某些形式的遗传工程感到不安，但要明确地表达出所感到不安的起源却并不容易。最有可能让人思考的方向有：被设计者的自主权问题、共同参与者的公平问题、个体健康安全问题、体细胞与生殖细胞的差异，以及胚胎到哪一个阶段才算是个有人权的个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