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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姑娘不会在意一套房子。”余声小声说道。
“谬论。”余阿勇吸一口烟，“你不要担心，你姐姐那里我会应付。”
余声是内秀的人，嘴笨，站在那里沉默半天最后才说：“应付？怎么应付？还要把她卖到宁波去？告诉你们，房子必须还给姐姐，如果不换，我一辈子不结婚。我妈不是说没钱上大学么。正好我也不上了，高中毕业我就工作，现在苏州一个纺织厂正在我们高中招工。苏州挺好，干脆我就去那里，你们俩就守着这两套房子过日子吧。”
余声说到做到，第二天去学校就开始打听去苏州工厂工作的事。
老师挺纳闷的，因为余声学习特好，是班里少数几个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尖子生。这么好的苗子应该去学科学，学外语。去纺织厂，大材小用了。赶紧找到家长，这时余阿勇和老婆才知道儿子那番狠话不是开玩笑。
这时，余声已经不回家住了。
具体住哪儿，老师也不清楚。
舅妈又开始哭了，说王娇一定给余声下了药，不然一向听话的儿子怎会突然变了性格。
舅舅还是一如既往坐在小板凳上抽烟。两天后，他对舅妈说：“算了，房子还给阿娇吧，这几年，我做梦老梦见姐姐和姐夫，你要是不想早早守寡，就尽快把房子还给人家。”
舅妈冷静思索了一天，在丈夫、守寡和房子间，最终选择了丈夫。
她那个脾气，也就余阿勇能受得了她。再嫁，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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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声这几天一直住在阿娇那儿。就是瑞芳家。瑞芳弟弟去工厂培训，正好空出一张床。
瑞芳第一次看见余声时就笑着对阿娇说：“世间的事，果然负负得正。看你舅妈和舅舅多坏，生出的儿子却像个傻子一样。你提着汽油去他家闹，结果，他反过来帮你。傻！真傻！其实你就是吓唬吓唬他们。”
房子还给王娇了，余声也该回家了。临走时，王娇给了50块钱。余声没拿，钱扔到地上。板着脸说一句：“房子还给你了，以后少上我们家来，看见你烦！”然后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破二八自行车走了。
瑞芳指着路灯下少年单薄背影笑道：“你看，我就说他傻吧。做了好事还不图回报。活雷/锋！”
王娇揉揉酸酸的胸口，说不出里面是啥滋味。
***
房子回来了，户口很快落定，那时也不讲究装修。王娇和瑞芳买了一桶白油漆，简单粉刷一下就算行了。
其实王娇想把房子刷成粉色的，结果市场上就那么几种单调的颜色。失望哎……
家具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一张木头桌子，一个带镜子的大衣柜，四张折叠椅，还有一张破旧的软皮沙发。
老板说了，这沙发是以前住上海一个资本家的，外国来的，质量特好。虽然破了点，但回家修补修补，重新裁一块布头盖上去，绝对跟新的一样。
瑞芳管单位借了一辆木板三轮车。回家时，她在前面蹬车，王娇在后推。经过一个上坡，两人吃奶的劲头都用出来了，结果还是没上去。
“奶奶的！”站在街口休息，瑞芳破口大骂，夹烟的手指着阿娇鼻子，“你脑袋真是有病呀，那个破沙发要它干什么用？穷不拉几的一个人，还要什么小资情调，脑子真是坏掉了！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告诉你啊，我是没力气了。你自己蹬车回家吧。”
“回去请你吃饭。”
“呸！就是请老娘吃一筐螃蟹也不会去！”
她们俩在这边打嘴仗，从东边巷口走过来三位英姿飒爽的小军人。瑞芳连忙招呼他们，“当兵的，麻烦个事啊……”
无论哪个年代，军人都是最热情的。三个年轻人一听帮忙拉家具，二话不说掳起袖子就开始干。一个负责蹬车，两人负责推车，王娇和瑞芳打下手，不一会儿就回了家。到家后，军人们还帮忙把家具抬上二楼。王娇想请他们喝汽水，却被婉言相距。
“不用了大姐。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三个小伙子离开后，瑞芳倒在沙发上哈哈大笑，眼泪都笑出来了，“听见没？咱们都成大姐了。以后少在我面前我伤春悲秋的装小姑娘，拿出大姐该有的架势。”
“大姐该有什么架势？”王娇问。
“这个……”瑞芳坐起来，事妈似的点起一根烟，然后陷入沉思。一根烟快抽完的时候她才所答非所问地说：“通过今天的事我算看明白了，还是得找个男人。这礼拜我叔叔介绍了一个邮电局工作的人，本来说不见。要不，还是见见吧。万一合适那。喂！你找不找？”
“不找。”
“孤独终老啊你？”
“有何不好？”
“不好的地方多了！”瑞芳瞪起眼睛，差点把烟头甩到王娇脸上，“跟你说啊，以后结了婚，有了孩子，我就不能整天和你待在一起了，到时候你就真成了孤家寡人。就跟那个做豆花的林婆婆的一样，死在屋子里三天都没人知道。好惨！”
***
转眼1978年10月，上海还是一片暖意融融。王娇没去瑞芳的服装厂，而是按居委会介绍去了家附近的灯泡厂做了一名看锅炉的工人。三班倒，一周休息一天。看锅炉虽然挣得少，但空余时间相对多一些，正好让王娇多看看书。今年高考她没赶上，打算明年再战。复旦是首选。据说上海本地考生有照顾。
一天回到家，邮递员正好在门口，看见她，举着一封信笑道：“王阿娇同志吧。这里有你一封信，北京来的。”
虽然回了上海，但跟北京的朋友们一直没断联系。
信是张小可写的——
“阿娇，我要结婚了，咱们很多知青都来，你也一定要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