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的日酋上原勇作回到国内，先是向皇与军部述职，随后回到家中选择了剖腹自尽谢罪下。上原勇作用自己的死取得了日本民众的原谅，而另一位日酋日酋长冈外史也在述职之后选择了自杀，因为他用手枪自杀，所以没有成功，并被家人救了下来没有死成，长冈外史却成了下的笑话——连自杀都不成功，就别想着杀中国人了。
日本讨伐军第十七师团师团长仙波太郎反倒没有受到任何指责，毕竟他一去中国就得了疟疾，一直到回到日本疟疾还没有好，而且他在最后还挽救了500名日本士兵，所以他反而是这一次江都会战日本之唯一功臣了。
甚至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态度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媒体在称呼中国的时候，开始选择性地使用支那这个词语了，也许只有大败才能惊醒日本人尊重中国。
日本媒体先是从内部挖掘为什么讨伐军会战败，他们认为内阁的连续换届让前线的将士们军心不稳，内阁对华的政策到底是什么，始终困扰着前线的将士们。
日本《朝华报社》记者田泽右二郎则认为，日俄战争的胜利让日本陆军骄纵起来，甚至参谋本部对他们的对手江北军知之甚少，远不如当初对俄国一样倾力调查，他们只分析了江北王王永安但这一次战争王永安完全放权给手下两大将军李士锐与方咸五，甚至日本人不知道李士锐是谁，还是事后才得知，李士锐曾经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过两年，方咸五也曾经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过一年。日本对中国不重视，反而他们的对手对自己研究得非常透彻，上原勇作急于为自己正名，因此一定会在取得胜利之后夺取更大胜利，因此敌人才给他设下圈套让他钻了进去。这就充分证明了他们的对手，非常熟悉日本的一切，对他们何其重视也。
日本《东京日报》分析认为，中国的内战形式也让日本做出错误的判断，日本人总以为中国人不团结，中国人善于内斗不善于外斗，但是从此次对江北的讨伐可以看出来，在日本进攻江北时，中国各地纷纷支持，甚至有从中国遥远的西南乘船顺江而下支援江北的川军。因此，在未来或者近期对中国的态度，一定要考虑到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是否会真的给中国带来不利形势。对日本来，分裂的中国才是最好的中国，团结的中国则是最不好的中国。日本的行为如果能加速中国分裂，那么无论是强硬还是谋略，都是最好的方式，反之，则是错误的方式。
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也引发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复潮，要求强烈惩罚中国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在东京街头，要求出兵中国的青年学生与日本警察发生了冲突。一些激进的军方士兵纷纷上血书，要求惩罚中国。
而日本的学者们则提出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不应该继续强硬下去，否则会两败俱伤对大日本帝国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以《东京日报》为主的一些学术性报纸则提出要求内阁立即拿出正确的对华政策，公之于众，早日消除此次战败的影响。不过几之后，一些基金的少年们则放火烧了《东京日报》的报社，军警抓捕了几个少年之后，只能关押几之后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