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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十九世纪末，他就厌烦了自己世袭的贵族式的生活，那种名人荟萃的家庭沙龙，养尊处优的日子，受人追捧的交际场合。他开始在生活上努力平民化，与贫苦的人交往，这座故居外面的凉亭便是他接待穷人的求诉与接济穷人的地方。他想放弃贵族的生活。
他有罪恶感——钱的罪恶和富有的罪恶。这来自他所信奉的宗教的原罪说，更来自知识分子的良知。他一直苦苦地思考着，不停歇地自我拷问着，却得不到答案。十九世纪的世界处于“一战”前夕，无论国际还是本土都在矛盾叠加的黑暗中看不到灯火，在民众重重的苦难中迈不出步子来。他自己也是这样。他说：
“我的圈子——富人和有学问的人的生活已经使我厌恶，并且失去了任何意义。我明白了，从这方面我无法找到生活的意义。”
他的精神苦闷与自责常常牵及他的家庭，他想让他的家庭与贵族生活告别。这就使索菲亚——同他朝夕相处的妻子不能接受，认为他为整个世界担心，却不为自己的家人担心。矛盾渐渐激化起来，索菲亚想到过自杀，他也曾几次想离家出走。那些信奉他思想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愈是支持他，他愈是无法活在自己无法改变的生活现实里。
1910年7月他决定出走，但由于与索菲亚短暂的和解而放弃了。
然而三个月后——1910年10月28日深夜，他在激烈的自我矛盾中起床，叫起小女儿亚历山德拉为他收拾好行李，下楼唤醒医生马克维茨基送他一程，随后走出这座房子，到茅草房上了马车，在大风雪里离开了生活了一辈子的波良纳庄园。十天后，由于风寒患上了肺炎，病死在阿斯塔波沃车站。
他离别时这座故居里的一切还都保留着：头一天还在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还放在写字台对面的小圆桌上；还有他的房间、他出走那天从楼上走下来的小楼梯、医生的住房……好像他昨天夜里才从这里离去。
然而看到这些就明白了托尔斯泰，明白了这座庄园对于托尔斯泰的意义。他说过：“如果没有波良纳庄园，叫我描绘俄罗斯和阐明我对它制度的看法，那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从出生到出走，他完成了不仅是一个伟大作家的全部巨著，而且是一个富于人类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
于是，我到林间，到了他那座被茨威格称作世界最震撼的墓地——只是一座再单纯不过的草坟前拜谒。没有墓碑，没有任何人工的物件，只有一个长方形的草丘，周围放着人们天天献上的鲜花。我没有花，便把来时从果树下捡到的一颗已经变红了的苹果摆上，默默致意之后，掐了一片青翠的细齿状的小草，夹在本子里，也生气盈盈地夹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