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点，庄子拒绝的若不是楚大夫而是秦皇帝，恐怕就不能像d氏那样在亚历山大大帝离开后继续舒舒服服晒太阳了。
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十一、力作
王渔洋《池北偶谈》有一则云：
唐宋诗人，以桃花源为题，写《桃源行》的不少，传诵最广的，要推王维、韩愈、王安石三家。
读韩愈的“大蛇中断丧前王，群马南渡开新主”，读王安石的“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觉得笔力都很雄健，意思也好。但作者总像在发大力拉强弓，气势虽足，总难免有点面红气喘。
而读王维的诗，从“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直到“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却如行云流水，自由自在，美不胜收。盛唐手笔，真不可及。
盛唐是唐诗的全盛期，王维又是盛唐的顶尖高手，但桃源诗是不是只有王维的最好，渔洋所云亦未必是定论。不过他不顶佩服“用尽平生气力”做出来的东西（尤其是诗），却有几分道理。
苦吟诗人有自称“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也够苦了。但我想这苦应该是胸臆之苦，感遇之苦。推敲斟酌，当然要付出心血，但探得骊珠，创作的苦也就成为乐了。这得靠分、悟性和兴会，光凭努力使劲没有用。
平时恭维好的作品，称之为“力作”，这对诗和散文，也许值得考虑。“文章本成，妙手偶得之”，当然很不容易，非“力作”便能做到的。
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十二、英公
据刘《隋唐嘉话》介绍，唐朝的开国元勋李，封为英国公后，曾经用几句话概括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十分形象生动。
我十二三岁便成了流氓当土匪，无所不为，见人就杀。十四五岁已经人见人怕，成了最凶恶的匪徒，瞧着谁不顺眼，没有不杀掉的。十七八岁想打下，开始学着做好强盗，上阵打仗才杀人。二十岁当了大将，领兵作战，的就是为着救老百姓了。
李史称“英公”，其实本姓徐，名懋功，《隋唐演义》里写成徐茂公，程咬金喊他做“牛鼻子”，仿佛是智多星那样动口不动手的“军师”一流。其实不然，他乃是从杀人不眨眼，在千军万马中格杀出来的。后来当过“行军大总管”即总指挥，建国后做到“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等于副首相，终于出将入相了。而他并不讳言自己“无赖贼”的出身，此其所以难得，亦英雄本色也。
造反都以社会底层为骨干，流氓土匪出自下流，属于“基本群众”；普通老百姓被裹胁或自动参加进来，至少也要带点匪气，才能舍命不怕死。总要到看得见造反的前途，才会学做“好强盗”，最后喊出“吊民伐罪”之类革命口号来。历史本是一部相斫书，真相就是如此，不过史官们没有也不敢像英公这样坦白出来就是了。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十三、求乞
赵翼《檐曝杂记》有一则云：
松江有一户宰相人家，两三代后家道中落，孙少爷竟到了求乞的地步。有次在外面乞得的米稍多，自己拿不动，只好雇个苦力来背，又嫌他走得慢，对他：
“我是相府子弟，下不得力也难怪；你是卖劳动力的，为什么也搬不动呢？”那苦力答道：
“我家爷爷也是位尚书大人啊。”
这件事是董苍水亲口告诉赵翼的。赵翼就这样记下来了。
宰相等于内阁总理，尚书则是正部长，而第三代即有行乞当苦力的。赵翼死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上溯三世正是康雍盛世，可见承平时亦是如此。
中国古代社会号称“超稳定”，看来不完全是因为没有出福禄泰尔、孟德斯鸠，部分也由于它能够自我调节。尚书的孙子可能成为苦力，则苦力的孙子亦可能成为尚书，俗话“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河东永远是河东，河西永远是河西，秦一世之后一直传到秦十世，秦百世，矛盾积累到最后总溃决，洪水齐，便会冲毁不合理的世界来重造了。
赵翼号瓯北，即“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作者，为著名学者和诗人。他特别写出事情是谁告诉他的，必是事实。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十四、洗马
张岱为晚明大作家，其《快园道古》多记名人逸事，有云：
明朝中央设詹事府，官名太子司经，别称“洗马”。杨文懿公守陈有此头衔，某次住在驿站，驿丞即招待所长，见其全无一点派头，自称洗马，以为是管宫中洗马匹的，和自己一样只是个“起码干部”，便问他：“你负责洗马，一要洗多少匹马？”杨公懒得多话，随口答道：
“这没有一定的，勤快就多洗，懒就少洗。”
这时忽然来了通知，有位御史老爷要来住，所长即叫杨公腾房。杨公：“等老爷来了我就腾。”
老爷一来，见了杨公，纳头便拜。所长这才慌了神，连忙跪下请罪，杨公一笑置之。
难怪招待所长级别虽低，也需经过挑选，除了图自己使用方便以外，怕他看错人也是必要的考虑。即如这一回，杨公若无一点气量和幽默感，招待所长和地方主官岂不都会大大倒霉。若如报载的某市市长住宾馆，没给开总统套房便大发雷霆，则更加不得了了。
人分三六九等，今古皆然。负责洗马的官，御史老爷来了便得腾房，谁都不认为有什么不对。常见人名片上加括弧印出“享受副局级待遇”什么的，虽然好笑，亦能理解也。
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十五、听音
《战国策》中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魏一》有云：
田子方有次在魏文侯宫中陪文侯喝酒，旁边奏起了音乐。文侯听着，道：“这编钟的音没有调准呢，左边的偏高，听起来不和谐呀。”
田子方没有答话，只冷冷一笑。
“你为什么发笑啊？”文侯问道。
“我听，贤明的君主专心政事，不贤的君主才专心娱乐。现在您这样会听音，政治方面的意见，我怕您就听不进去了。”田子方。
“得好啊，”文侯道：“我谢谢你的提醒。”
好声色乃人情之常，但君主并非常人，他掌握了非常的权力，也就是负担了非常的责任。若是他认真负起了对社稷安宁人民福利的责任，大概不会有宋徽宗、李后主那么多精力来钻研艺术；若是他只利用特权来追求声色之乐，放弃自己的责任，个人也许能博得“多才多艺”的名声，北宋南唐末世的老百姓就惨了。
如果并无赵佶、李煜之才艺，却偏要作“艺术秀”，耍“人来疯”，那就连徽宗、后主都不如，更难比魏文侯。在这样的庸君或昏君统治下，当然不会出现田子方。
这位对魏文侯进行讽谏的田子方，为战国时贤人，杨恽《报孙会宗书》中称他“然有节概，知去就之分”，评价很高。
二○○二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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