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得多么平静，多么旷达啊！此即是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又如丘吉尔九十高龄时有人问他对死持什么态度，他答得更干脆：
酒店关门我起身。
真是警句，无怪乎他拿的诺贝尔奖是文学奖。
唐人赵璘的《因话录》中，也有一节写裴度（裴晋公）的，谓度不信术数，不求服食，每语人曰：
鸡猪鱼蒜，逢着便吃；
生老病死，时至则行。
“时至则行”这句话，和丘吉尔、兰德的意思和情致都差不多；而裴度比他们早生一千多年，所以更加难得。
裴度为中唐第一名臣，曾率师平定吴元济叛乱。他和丘吉尔一样是打过大仗看透生死的人，深知生老病死喊来就来，唯一明智的态度只有“时至则行”。酒店要关门了，炉火要灭了，不起身也是不行的。所以还是顺其自然好，“鸡猪鱼肉，逢着便吃”吧。
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十一、很好的寓言
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里，都选了一些古代的寓言；有一些在我看来很好的却没有能够入选，比如《叔苴子》中这一则：
八哥鸟生长在南方，南方人捉来经过*，就会“作人言”。其实它只是在模仿人的声音，翻来覆去，当着人讲的都是学来的几句现话。
有一次，庭前树上的蝉正在高歌。有只八哥听了，讥笑蝉发不出人的声音。蝉便：“你学人话虽然学得像，却完全不是你自己的话；我所唱的，却是我自己的歌呀！”这只八哥感到了惭愧，以后它就再不学着人讲话了。
习惯于做应声虫的人，比这只八哥鸟还不如啊！
《叔苴子》的作者庄元臣是明朝人。明朝的文坛，特别强调主旋律。主旋律便是圣贤规定的“礼法”和子提倡的“正道”，这正是一种适宜八哥鸟生长繁殖的环境。
旋律一致的齐唱多带劲啊！可就是很少听到“自己的歌”，知惭愧的八哥鸟真是太少了。
要到什么时候，像这样很好的寓言才会被选入教科书呢？
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百家”一词，出自《荀子》。“争鸣”一词，始见于唐。“百家争鸣”一词，却到一百三十年前才出现，有一个叫潘鸿的人在教子书中写道：
百家争鸣，或传或不传；而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者，屈指可尽。
潘鸿这封教子书我是从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三中读到的，觉得他讲得大体不错，学术文化的发展本就是这个样子。只是他将“传”的标准定得太高，限于孟子、荀子、《太玄》、《法言》，那么当然“屈指可尽”了。
其实两千多年以来，在绝大部分时间段里，文化学术都是在百家争鸣的自由状态中发展的。虽然自由的程度有的时候比较多，有的时候少一点，但总是多和少的问题，不是有和无的问题。
只有在秦始皇和雍正帝之类暴君统治下，以思想文字杀人才被定为国家的政策，此乃是真正的黑暗时代。除此以外，即使在南北朝、五代、宋末、明末那样的乱世，读书人还是可以研究，可以创作，没有谁来规定写什么怎样写才能发表。
读书人研究了，有所得，自然要宣讲，要发表，也就是要“鸣”。所得有不同，所见有歧异，又免不了要争论，即所谓“争鸣”。那时没有人印标准答案，人言人殊，不会是“一个声音”，也不会分“两条路线”，热闹起来，便是“百家争鸣”。百者，言其多也。两千多年来，难道屈指可尽么？
如此来，“百家争鸣”作为词语的历史虽短，作为文化现象的历史则已久长。不知怎的，一九五六年旧话重提，却使得瑟缩的读书人感觉到了早春气，一个个都如涸鲋得水，飞蛾扑火，朝着画好的圈子里钻。“这是为什么？”难道，进过巴力门入过费边社的博士也成了佛经所的洞里蛇，听到笛声便被催眠，身不由己地要出洞么？还是两千多年向往“百家争鸣”精神自由的情结未能彻底根除，仍在支配着人们的梦想呢？
二○○四年二月七日
十三、笑囊萤映雪
“囊萤”的主人公是一千六百年前的车胤。《晋书·车胤传》谓胤“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于是便“以寒素博学，知名于世”。
“映雪”的主人公是一千七百年前的孙康。《尚友录》谓康“少好学，家贫无油，于冬月尝映雪读书”，也因而成名，“后官至御史大夫”。
囊萤映雪真能够代替油灯，在黑夜里照亮书本么？据写《昆虫记》的法布尔：
萤火之光虽然鲜明，照明力却颇微弱。假如拿了一个萤火在一行文字上面移动，黑暗中可以看得出一个个的字母，或者整个的字，假如这并不太长；可是这狭的地面以外，甚么都看不见了。
这样“囊萤”我没实验过，“映雪”却是试过的。第四次湘北会战期间读初二，跟学校逃难到大山中，有次弄到一本《儒林外史》急着想看完，围上围巾站到雪地上的月光下去。虽然有“明月照积雪”映着，石印本上的细字却再努力也只能依稀辨识几个笔画简单的，没有法子读，只能回寝室钻进冰冷的被窝。
这类美化“模范人物”的“大头话”，父师拿来教训子弟，一以贯之地教了几百上千年，从来没有人怀疑。直到明末才有个“浮白主人”，在他写的笑话书里，对这两尊偶像开过一回玩笑：
夏孙康去看车胤，不见车在家读书。问他到哪里去了，家人答道：“去野外捉萤火虫去了。”到了冬，车胤来回看孙康，老远便见孙站在门外，久久地抬着头望。走拢去问：“为何不读书？”回答是：“今日这个，不像是要下雪的样子呀！”
二○○四年四月十日
十四、吃瓦片的人
随着房产政策放开，房产市场形成，有两套以上房子的人慢慢多了起来，将自有房屋出租的情况也不少见了。还记得五十年前“对资改造”后接着搞“私房改造”，那时兴起过一个很不光彩的称呼“吃瓦片的人”，似乎比资本家还难听些，差不多就赶上了吃田租的地主老财。
最近看枝巢子的《旧京琐记》，才知道这个称呼倒并不是解放后的新发明。
京人买房宅取租以为食者，谓之“吃瓦片”……向日租房招帖，必附其下曰：“贵旗、贵教、贵津免问。”盖当时津人在京者，犹不若近时之高尚。而旗籍、回教，则人多有畏之者。
可见在清朝时，北京城里早就有了“吃瓦片的人”。他们还可以像现在散发“谢绝中介”的传单一样，到处贴出招租广告，正常地合法地经营自己的房产。
在这里我最感兴趣的是“贵旗、贵教、贵津免问”这一句。“贵津免问”，枝巢子是因为早期来北京谋生的津人，从事的职业和社会地位，都“不若近时之高尚”。这看得出对“卫嘴子”的一种歧视，但也明当时租房的人多招租的房少，“吃瓦片的人”才敢这样挑剔。此种地域歧视当然不对，“贵教免问”的宗教歧视就更不对了。
而“贵旗免问”的“贵旗”，指的却是“八旗”，此乃大清朝的统治阶级。宗室觉罗、贝勒贝子等都有赐第，不会到民间租房；最下级的旗丁也有“铁杆庄稼”，房租总付得起。为什么也要请他们免问呢？恐怕的确是出于“畏”也就是真的有些害怕。
平头百姓不敢和带特权色彩的人打交道，看来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要这也是一种歧视，反常的是被歧视者乃是政治上占强势的“领导阶层”。歧视者本来居于弱势，因为有“瓦片”可吃，在社会上也就可以话，恭恭敬敬地请“贵旗免问”，在不平等中求一点平等。
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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