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江西、浙江、江南都是钱粮重地，江南去年乱的厉害，但底子好，一经安定，便迅速的恢复起来，今年江南也没大灾，所以夏收过后，大为稳定，眼看秋收又要丰收，各地粮价都是再次大幅下落。
虽说各地都还在打仗，但就如四川贵州，虽然在整军在打仗，但控制力反而在不断加强，新的税赋法推行开来，已经取得不少明显的收益。
“根据如今各地报上来的数字统计，今年绍天二年，全年的财收，仅上缴户部国库的，将达到三千万两白银，另还有米麦豆子四百七十三万石，草四百九十二万束，茶叶五十万篦（十斤一篦），此外盐税收入达到八百八十六万两，关税收入一百三十五万两，厘捐收入三百五十万两，另杂税收入六十八万两······”
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总理处、内阁、六部这些具体办事衙门对这些数字倒是早心中有数了，但谏院、察院这些科道衙门的御史言官们，却还是头次接触到这么具体的数字，震的不轻。
甚至有些人直接就怀疑这些数字有问题。
也有人直接认为这充分证明朝廷横征暴敛，在搜刮民财了。
要知道崇祯朝最好的年头，其实就是崇祯刚继位的那一年，当时统计大明朝纳田赋的官民田土数是七亿四千多万亩。
户口是九百八十三万多户，人丁是五千一百多万口，这数字跟随炀帝继位初是惊人相似的。
然后当年征收了四百三十万石麦，两千一百四十九万石粮，另外金花银百来万两，加上其它盐茶钞课等各种杂七杂八的几十万两。
这是最好的一年，然后后面越来越不行，各种欠缴、亏空，尤其是内有土司叛乱，流民造反，外有后金入侵，甚至还有蒙古人搞事。
于是后来只能加饷，不仅继续征以前的辽饷，甚至后来还有练饷剿饷等，三饷就算全加一起征，其实也没征到多少，依然欠的严重。
可就算一年这几百万实征上来的三饷，都搞的各地百姓纷纷造反。
现在朝廷就占有半壁江山，朝廷还搞永不加赋，甚至不少地方减免赋税，怎么今年居然能收三千万两白银，还另外各种银两有近一千五百万两，另粮食近五百万石？
这太过份了吧！
总觉得哪里不对对劲。
好多御史言官一张嘴厉害，笔杆子也厉害，但要说到具体的财税数字这块，其实就不擅长了。
当然阮大铖的报告挺简洁，但数据却也明白。
比如说若拿崇祯朝跟绍天朝的财收对比，就会发现，崇祯朝其实除了田赋、丁银外，剩下的就是江南部份田赋折抵的金花银，然后就是些杂项。
崇祯朝基本上没有工商税收的，能算上商税的，也就杂项里的典铺银子一点点，然后是钞关税，也不多。
至于本来应当占大头的盐税、茶税、关税很少，
甚至是工商市税契税这些，是没有的，明初其实是有的，税率很低，但在崇祯时基本上没有了。
哪怕魏忠贤在天启朝征税，征的也不是工商税，而是杂项，数量也很少。
加征三饷时，也完全就只是按田亩加征，其它商贩铺面都没征。
甚至矿税这样的大头，也基本上没有的。
而绍天朝的这份财收里，前面三千万两，其实基本上就是田赋、地丁，以及地契，还有朝廷出售军屯田、官田，以及官田地租收益。因为搞了摊丁入亩，官绅纳粮，虽现在仅占半壁江山，但这田地重新清量，田赋地丁也基本能如实收上来了，所以很可观，就算部分田赋暂时减免，依然收到很多。
特别是这几年粮价高，折银后收的银子当然也增加许多。
崇祯朝占比很小的工商税、矿税、盐茶税、关税，甚至没有的厘金等，却为绍天朝创收了一千五百万两。
这是很惊人的数字。
这还没有算上另一笔收入，就是皇家经营的皇庄，那些皇家店铺、田庄、商队、贸易等带来的收益，以及官营作坊等收益。
这些收益因为不入户部国库，另入两库，所以阮大铖没说，其实这里也是一大笔钱。
另外起兵以来，抄没的那些投降汉奸的财产，接收原来的的官田官铺等产业，全都进入了皇帝内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