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为了征税，于是就进山编户征税，甚至拉人服役等，流民进山，生活也并不容易，朝廷各种赋役下来，百姓哪承受的了。
于是继续抗税，官府便称他们为匪，派兵进剿，烧他们山上的房子，抓他们的人，于是这些人就联合起来反抗官府，不仅袭击官兵，还下山攻打城乡，劫掠富户，甚至抢劫商旅。
整个南赣四省交界山区，就成了法外之地。
朝廷越剿的厉害，匪乱就越严重。
后来王阳明去做南赣巡抚，把四省的这些地区军政统归他管，王阳明没有单纯的剿，而是剿抚并用，并降低税赋，推行十家牌法，订立乡约等等手段，很成功的招抚了许多南赣匪，也新设了不少县乡，把动乱安定下去。
不过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
因为治标没治本。
本就是许多百姓负担太重，活不下去。
到了明末，中原地区百姓都活不下去，造反的农民无数，南赣山里当然也不例外。
许多早期移民过去的汉民，也就是客家人，还有明末时逃亡过去的内地百姓，加上地方上的畲族、猺人等少数部族，为了生存，于是纷纷又起来为盗了。
当然，他们一般自称义勇，但剽掠乡里，抢劫大户商旅，肯定算不得什么义勇的。
当初鞑子派金声桓等出兵江西，江西就有地方士绅奉大明宗藩起兵，他们就曾封官授爵招募了四支峒贼。
张安就是当时四营之一，他的营号称前左营。
后来他这营人马倒是越拉越多，人马号称数万，在南面甚至控制了不少县乡，朱以海委派的万元吉、杨廷麟等在江西也是到处招募义士贤绅，也拉拢了这个张安。
因为张安兵强马壮，还授了他一个龙武新军的番号。
张安后来带着龙武新军北上，还划了饶州广信给他驻防，给了他五千正式兵额，不过他的那龙武新军，土蛮其实只占少数，绝大多数还都是汉人，既有客家汉人，也有内地新民。他们参加龙武新军，绝大多数不是因为什么心怀忠义，心怀大明什么的，完全就是山里日子艰难，到处打仗，所以出来当兵也就是一起抢掠。
要知道当时的峒蛮们，包括汉人流民们，在南赣地区的耕种方式，都是与畲人、猺人是一样的，就是刀耕火种，把块山烧了，柴灰就是肥料了，然后在烧荒的山上拿棍子插个洞，种上山稻，有的也会种山蔗，然后就在山上搭棚子居住，也会打猎什么的。
一个山头没肥力了，就换个山头继续刀耕火种，一直这样游动着，平时也会下山去跟汉商交易盐巴铁器等。
这种生活，其实就算到了后世几百年后，在老挝缅甸的山区，也还有这种刀耕山种的方式，只是大多已经定居下来，很少再不断逐山游居了。
艰难的环境也就造就了彪悍的性格，他们好斗，喜争，碰上干旱大雨等天灾时，便会下山去抢掠。
明末乱轰轰的世道下，各地峒蛮流民，就越发的活跃。
本质上来说，张安和他的龙武军，与张献忠、李自成他们的西营、顺营也没多大区别，都是群活不下去的穷苦百姓罢了。
要说区别，就是复杂的环境，造就张安他们这些峒贼更加彪悍的性格，他们的心里可能就没什么律法、道义的约束。
更加遵奉弱肉强食这一丛林法则。
他们这几年不仅在赣北占有两个府地盘，而且之前万元吉他们遣散的其余峒贼，会到赣州、宁都、建昌、抚州等地，仍旧占据了不少地盘，仍以义勇自称，万元吉当时也无力整顿，也只是授予他们团练称号。
张安反借着朝廷旗号，把许多峒贼都招募组织起来，立起营号，遍地开花。
最开始时称四万人，现在却远远不止。
朱定国是农民军出身，知道农民军虽然确实是被迫造反，但农民军的格局大多有限，目光短浅，没大局观，尤其是一旦造反，再想让他们乖乖解散归农，可就难了。
况且这几年天下如此动荡，老百姓日子也难安稳，刀耕火种山中搭棚游耕的生活，哪及的占据府县来的爽？
当初张献忠多少次山穷水尽，朝廷也数次招安，可哪次张献忠真正肯接受招降？既是对朝廷的不信任，也是做过贼匪造过反的人，很难再回去过那种苦日子了。
朱以海切下一块烧鹿脯，叉入嘴中咀嚼着，鲜嫩多汁，十分美味，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