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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长期的一个应对美国的精神状态，就是宁愿自己日子不好过，也不让美国日子好过。这是中国传统农民、街痞的思维方式，要不得。是我们自己将大西洋公约的精神遗忘了，民族自由、公民自由、交往自由，我们也是很需要的。我们党内有不少同志，总认为搞好跟美国的关系，是对美国的屈从，是右的机会主义，是投降主义，是卖国。这是站在狭隘的小集团立场上形成的思维。毛时代这样的思维很普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到了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这样的思维就行不通了。小平显然是主张跟美国改善关系的，而且，也正是在小平时代，中美正式建交。改革开放的几十年，几乎可以说就是跟美国关系改善的几十年。看看这几十年我们取得的成绩，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吧。显而易见，改善跟美国的关系，事实上就是改善跟世界的关系，就是改善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国际环境，就是为中华民族、广大人民创造获取莫大利益的机会。何来屈从、投降、卖国？！
我有一点感到很是担忧：为了实现主义，为了顾全大局，我们常常需要一些正面的宣传，这不免造成对历史的歪曲，“抗美援朝”就是这么一个因正面宣传需要而造成的歪曲历史的典型……我们在大肆宣扬抗美援朝的时候，并同时对其他管道的信息进行严密封锁，这使得我们的人民根本无法知道朝鲜战争的全貌，只是相信我们的说法，以至于数亿人被蒙蔽了数十年之久，这让我们的纠正工作进退两难的境地，以至于一旦真相被揭示，民众不免要受到莫大伤害。
四、今天，现代国家武装力量的体制和使命。
现代国家，无疑应该是民族国家，是实行民权体制的的国家，也就是民权时代的国家……现代国家的武装力量，它的体制和使命，自然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地方。先说说体制。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其不同的体制，体现了不同的性质。关于军队国家化的说法和要求，应该有很长一个时期了。我们党对此的基本做法，就是不予理睬。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它。鉴于中国政治的特殊情况，迫使我们党不得不建立并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中国政治的特殊情况是什么？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党特别是毛同志，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诠释它的，这也是我们党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的内在需要。因此，在国内战争期间，搞所谓“联合政府”，搞所谓“军队国家化”，都是不现实的。这一点，我们党特别是毛同志心里完全清楚。事实上蒋介石国民党心里也是完全清楚的。所以内战不可避免。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准备打一场内战了。实事求是地说，内战不是一家能够发动的了的。国民党即使一时不打我们，我们也会设法打它的。抗战以后的东北地区争夺，就是我们党先发动的。正如毛所说的，“有了东北根据地，即使其它根据地全部丧失，中国革命一样能够成功。”所以，内战期间，军队国家化根本不可能。毛时代这个问题难以解决……小平时代，不是没有考虑，但事实上也还是时机不成熟……到了胡担任总书记时期，提出来合谐主题词，是有很深的含义的……，表明我们党今后不再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国家事务，而是用合谐思想取代阶级斗争理论。我们党不会公开表明放弃阶级斗争理论，但是实践中，会更多地用合谐思想取代它。和谐，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表明不同的政治派别，没有阶级差别，只有利益诉求不同。不同的政治派别，只是代表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而社会中每一个利益群体，都享有自由表达自己合法或合理利益诉求的权利。不同的利益群体，自然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利益诉求的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只是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不是靠阶级斗争，而是靠制定公正的法律。公正的法律如何产生？靠全体国民共同参与讨论。国民参与讨论也有法可依。这样，国家除了那些严重触犯法律的罪犯外，没有阶级敌人，没有所谓“反党集团”。国家机器对内，只是维护国家依法对一些罪犯执行制裁，而不再是所谓“阶级斗争的工具”、“镇压的机器”了。显而易见，这样的合谐思想，要比动辄掀起“三大”、“五大”政治斗争的做法得人心，没有人会因为各种政治斗争而感到压抑，当然也就有利于发展经济，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合谐的政府，本质上就是一个联合政府，即使这个政府只是由一个政党领导。当合谐思想成为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的共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付诸实施时，所谓“军队国家化”的条件也就成熟了。我们党自信在一个社会合谐的中国，即使军队国家化实现后，其执政地位依然不可动摇。我们党执政，不再靠“阶级优势”，而是靠“能力优势”。今天的中国，没有哪一个政治派别的能力能够超过我们党。我们党的这一优势，至少还可以保持50年。领导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不是能力最强的政党当然不行。一个最有能力的政党，领导一个为全体国民服务的政府，营造一个合谐的社会，这就是我们要的中国。我们党不是没有问题，一些干部的严重腐败就是问题之一。腐败就是触犯法律，反腐败就是依法制裁犯罪分子。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党今后绝不再搞什么“打倒某某反党集团”之类的所谓“路线斗争”。党内干部，从最高层次到最低层次，谁违反法律就制裁谁。国家军队的使命，执行的应该是全体国民的意志。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就不成其为人民军队。那么，今天中国全体国民的意志是什么呢？一是全面发展，二是社会公平。全面发展，就是不仅经济要发展，政治要发展、文化要发展，社会各方面都要发展。社会公平就是国家的总体利益分配，在劳动、资本和政府三者之间，应该有一个合适的比例。今天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分配不公和环境污染。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意识到经济发展的迟缓，是国家全面发展迟缓的病根。因此将经济发展放在了首位。为了经济发展，必须搞好跟世界的关系，尤其是要搞好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关系。这是当初全体国民的意志。应该说，我们的军队很好地服从了这一意志。那么今天改革到了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的阶段，我们国家的全体国民意志是不是改变了？没有。今天，我们不仅要改善跟文明世界的关系，而且要融入整个文明世界，让我们中国成为整个文明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改善跟文明世界的关系，给我们国家和全体国民带来莫大的利益。融入文明世界，必将使我们的国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进而成为文明世界的极其重要的一员。我们国家的军队理所当然地要服从这样的国民意志。融入文明世界，我们就必须走向海洋。中国的长期与世隔绝和落后，是历朝统治者拒绝海洋的结果。这种局面，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彻底打破。纪实政论片《河殇》，表达的正是这一思想。这应该肯定。今天我们国家的海运量，已经占到世界海运总量的近20%。到21世纪末，中国的海运量将会达到占世界的40%，超过美国。文明世界就是靠海洋连结的。各国海军，就是文明世界最强大的的保护神。无论当年的英国、日本，还是今天的美国，都无不依靠强大的海军，维系着与世界的联系。长期以来，中国海军的发展极度迟缓。一般国家军队实力的顺序是海陆空，美国是海空陆，而中国则是陆空海。现在，是应该将这一顺序倒过来的时候了。我们发展海军，不是要像100多年前的日本那样去与英国、美国争夺海洋霸权。我们的宗旨只是：在遵守国际海洋现有秩序的前提下，首先是维护自己国家、其次是参与维护世界各国的海运安全。文明世界各国的海军力量联合起来，只是将挑战国际社会的海洋航运秩序的海洋力量——包括个别国家的海军以及海盗及其它恐怖分子——当做敌人。我们要成为海洋大国，一直是我们的梦想，以前为什么无法实现，一是我们的力量弱，根本问题在于我们跟美国对立多年。美国是今天世界最为强大的海洋大国，又是国际规则的主导国家、发展前沿国家……上一节已经说了，反美战略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把国家的发展前途，建立在这样一个错误的战略前提上，是极端不明智的。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海洋大国，就必须搞好跟美国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不是意味着地缘战略就不重要了？未必。诚然，在经济互惠的作用下，地缘战略对经济发展的限制作用会小一些，但是，随着科技的大幅度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发现后，地缘战略跟国家资源利用、保护密切相关，地缘战略反而会更加被重视……这突出表现在海洋资源跟地缘战略的关系上……公海资源的争夺愈演愈烈……甚至领海内资源的争夺也时有发生……海洋战略的重要意义凸显……在海洋问题上采取守势，不可取。……当然我们也不是要去攻击谁……就是要尽可能利用我们的大国优势和正确的战略规划，使海洋利益最大化。……我们完全应该在国际大战略上，采取跟美国合作的姿态……具体说，就是在国际反恐问题上，我们应该积极配合美国和西方各国……不要游离于国际反恐战略之外，甚至抱着看美国笑话的态度看待反恐，这要不得。关于周边国家战略问题，这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没有获得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毛时代处于冷战时期，基本上是用战争思维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我国当作“根据地”，把要争夺的国家当作“前线”、“战场”……这极不正常……我们与周边国家关系，既是一般国家关系，又具有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多半是历史因素造成的……我们当然要考虑到这些特殊关系，但我们不能把这种特殊关系放大，甚至超越一般国与国关系准则，比如我们跟朝鲜的关系，很长一个时期，就是处于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关系，前领导曾提出中朝要“正常国家关系化”，指的就是要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国家关系……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趋势越来越确定，越来越不可逆转；随着侦测、通讯、投送等技术的突飞猛进；而且，国际社会确认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也逐渐强化，周边国家的战略意义已经逐渐弱化。地缘战略也已经变得不怎么可靠了。别说在我们跟国际社会和睦相处的条件下，战略缓冲地带毫无意义，即使我们跟某大国处于敌对状态，依靠战略缓冲地带确保自己利益的想法也是很幼稚的。……事实上，我们固守的地缘战略，恰恰招来了不安全——因为我们的地缘战略是建立在与国际社会敌对的大战略基础之上的，一些大国在我们的地缘战略地带制造麻烦，根本原因是他们对我们的大战略有戒心。……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大战略，并不是我们说说就算数的……就像朝鲜也多次释放和缓的善意，但在它的体制依然如故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几乎没有人相信它的善意。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教训的。要让我们的周边更安全，仅靠所谓的地缘战略是不行的，要设法确立我们新的国家大战略……这个大战略的基本点是：承认迄今为止仍然有效的上世纪40年代确立的联合国精神，包括从“大西洋公约”到联合国一系列准则性文献所体现的人类现代文明精神；承认人类普世价值和普世规则；接受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一体发展的格局；发展并巩固国与国正常关系，接受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民众的富裕、安逸、文明。
第五、战争和维护人的权利的关系。
我比较赞赏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经常播放一战、二战、朝鲜战争等战争题材纪录影视作品的安排。这一方面将历史真相缓缓地释放出来，同时也将战争的不人道面目展示在民众眼前，有利于培育民众的理性战争观。我在很长一个时期，对于世界各地民众的反战理念，是持不同意见的。这是因为我们长期受到阶级斗争理论熏陶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不再沿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而是站在维护人的权利的立场，本着维护人的基本需求看待战争问题，就自然会发现战争中的不人道现象，今天的人们已经难以接受了。当然，今天人们对于战争中不人道现象普遍不接受的认识，是基于一个重要历史前提的，那就是，自从二战结束后，战争作为攫取一国、一派自私利益的重要手段，已经不再被视为正当，而且难以实现。战争对于一般民众的故意伤害，已经被普遍被认为是一种罪行。人类文明的进步、国际社会新秩序的确立，也使得人类的战争观发生了莫大变化。
所以，就我本人来说，谈战争中人道主义问题，也是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了。战争要死人，让平民为战争死去，已经成为一种战争罪行。极少有人会公然这么做。毛当年在社主义国家一次会议上戏言中国为在全世界取得共产主义全面胜利不惜牺牲3亿国民，立即引起与会者一片哗然。这说明让国民为主义战争牺牲的想法在当时就已经不为人们所接受。但战争中军事人员的死亡，是不是就可以无所顾忌呢？也不是。最近一部名叫《集结号》的电影，似乎在反思这一问题。在传统的观念里，从最高统帅部的全局性战争行动，到班一级的战术行动，似乎都会有牺牲局部、以赢得全局性胜利的部署。这在军事行动中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军人不是一般的人。某种意义上说，战争中的军人，本质上就是跟兵器装备一样的一种物质力量。在兵不厌诈的军事行动中，指挥员为取得作战胜利，不仅有灵活使用这一力量的权力，也有这样的权利。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毕竟军人也是人。在传统战争中，因为指挥员的指挥失误而造成众多士兵的无谓死亡，也是不被认可的。所以，即使在传统的战争中，尽可能提高指挥艺术，减少无谓牺牲，也是统帅和各级指挥员所追求的目标。所以就有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最高军事原则。但如何区分无谓牺牲和必要牺牲的界限？这始终是传统战争中最让指挥员伤神的一件事。人类文明的进步往往会自动消解文明落后时代存在的许多恼人问题。今天，随着人们战争观的根本性改变，这个伤神的问题可以说基本不存在了。类似一战、二战那样造成千千万万人死亡的世界大战，人类已经下了决心再也不会让它重演。即使是正常国家之间为了领土、资源、主权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而发动战争，也被制止，代之以在国际社会监督下的和平谈判。那种因维护意识形态、统治者脸面而发动战争，更是被严格禁止。今天，战争被严格限制为：必须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以一定的程序确认后由指定的军事单位实行、且只是针对国际社会公认的犯罪个人和组织，绝不涉及无辜民众、并受到相关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监督的军事行为。这类似于一种纯法治的警察执法行为。尽管这种战争的理想模式在现实中还时常被破坏，但这不妨碍我们竭尽全力去维护这样的战争观念，并尽可能消除对它的破坏因素。军事行动中如何对待死人的问题，恰恰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政治集团的文明程度。都说美国人怕死，的确如此。战争中的大量伤亡，往往是美国所忌惮的。因为伤亡的是民众子弟，这是对民众利益的极大损害。民众因为战争伤亡超过一定的限度而反对战争……国会就会根据民众的意愿立法终止战争（不为战争拨款就是最好的终止办法）。战争作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也就意味着通过大规模毁灭人的生命、财产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是否还具有正义性？已经引起人类社会的广泛质疑。在以往的战争中，双方统帅都要估算一场战役可能的死伤人数，少则数百人，多则数万人。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时，以硫磺、冲绳等岛屿战役的伤亡为依据，估算攻占日本本土有可能还要付出伤亡百万美军将士代价，这是美国民众和政治家都无法接受的结局，所以动用了核武器，以期彻底击毁日本统治者对人员死伤能够承受的心理底线……显然，现代战争中的大规模的杀伤，甚至连素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都忌惮了，更何况西方人。二战成为人类大规模战争历史的终结，也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一个结果。世界上就有一些国家、政治集团就认为，在跟美国对抗的时候，只要尽可能多地杀伤美军的人员，就有可能战胜它……而今天的国际恐怖组织，也是这样认为，只要尽可能多地杀伤美国、以色列以及西方其它国家的无辜平民，就可以获得成功……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鼓励不怕死的国家或政治集团在跟类似美国这样的国家作战时，常常不惜以10条命换其一条命。为了杀伤5万美军，不惜付出自己伤亡50万的代价。这种思维显然已经不能为文明人类所接受。从尊重生命的现代理念出发，军事行动中的一方人员在抵抗毫无意义的情况下被俘，不能无条件地视为政治变节行为。在现代执法性战争中，执法人员被犯罪分子俘获或绑架，也是常有的事情。他们通常成为犯罪分子的人质。解决这一类问题跟通常解救人质的警察行动没有本质区别。
据说崔永元到韩国参观“韩战纪念馆”，看到一张成千志愿军向联合国军投降的照片，不禁惊呆了。我想，他不仅是因为照片从未见过的新鲜而感到讶异，更是因为这张照片彻底颠覆了志愿军“最可爱的人”的光辉形象而感到沮丧。这说明我们的观念真的需要来一个大转换：军事行动中一般的投降跟政治变节是不一样的。再说，现代文明的合谐社会，政治开放，所谓的政治变节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今天我所谈到几个问题，不是什么结论性的，只是提出来请大家共同思考。我们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进一步加以讨论，目的是在国家的领导层面，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大家都能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亿万民众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