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辨也。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涂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媿耳。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歕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茠鉏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土发)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颜之推《颜氏家训》
白话
士君子的处世，贵在能够有益于事物，不能光是高谈阔论，左琴右书，以白白浪费君主给他俸禄官位啊！国家使用人材，大体不外六个方面：一是朝廷的臣子，用他能通晓治理国家的体制纲要，经纶博雅；二是文史的臣子，用他能撰写典章，不忘古先；三是军旅的臣子，用他能决斯有谋，强干习事；四是藩屏的臣于，用他能熟悉风俗，廉洁爱民；五是使命的臣子，用他能随机应变，不辱君命；六是兴造的臣子，用他能考核工程节省费用，多出主意：这都是勤奋学习、认真工作的人所能办到的。只是人的秉性各有短长，怎可以强求这六个方面都做好呢？只要对这些都通晓大意，而做好其中的一个方面，也就无所惭愧了。
我见到世上的文学之士，评议古今，好似指掌一般非常熟悉，等有所试用，多数不能胜任。处在累代太平之世，不知道有丧乱之祸；身在朝廷之上，不知道有战阵之急；保有俸禄供给，不知道有耕稼之苦；纵肆吏民头上，不知道有劳役之勤：这样就很难应付时世和处理政务了。晋朝南渡，对士族优待宽容，因此江南冠带中有才干的，就擢开到尚书分，仆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以上，执掌机要。其馀只懂得点文义的多数迂诞浮华，不会处理世务，有了点小过错，又舍不得杖责，因而把他们放在清闲的高位上，来给他们护短。至于那些台阁令史、主办监帅、诸王签省，都对工作通晓熟练，能按需要完成任务，纵使流露出小人的情态，还可以鞭打监督，所以多被委任使用，这是在用他们的长处。人往往不能自量，世上都在抱怨梁武帝父子喜欢小人而疏远士大夫，这也就像眼睛不能看到眼睫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