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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晋光禄大夫张澄，当葬父，郭璞为占墓地曰：“葬某处，年过百岁，位至三司，而子孙不蕃；某处，年几减半，位裁乡校，而累世贵显。”
澄乃葬其劣处，位止光禄，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孙昌炽，公侯将相，至梁陈不绝，虽未必因葬地而然，足见其爱子孙厚于身矣。先公既登侍从，常曰：“吾所得已多，当留以子孙。”处心如此，其顾念后世不亦深乎！
——司马光《家范》
白话
晋代光禄大夫张澄，安葬父亲的时候，颇懂占卜之术的郭璞为他占卜墓地说：“你父亲如果葬在甲地，你可以年过百岁，官至三司，但子孙后代却不兴旺。若葬在乙地，你的寿命要减去一半，而且只能担任乡学小官，可是你的子孙后代会显贵。”张澄就将父亲埋在不好的甲地，果然，他只做了光禄大夫，仅活了六十四岁就去世了。但是他的那些子孙后代都很兴旺发达，官至公侯将相的，至梁、陈时代都代有其人。尽管这些不一定只是因为葬地的缘故，但是从中足以看出张澄疼爱儿孙胜过爱护自己。先父做了侍从之后，常常说：“我本人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应该留一些福禄给子孙后代。”他考虑得如此长远，顾念后世之情不也是很深的嘛！
家训史话
清末湘军首领曾国藩。他权管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他的儿子可算得上是“正牌高干子弟”了。然而，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朝的著名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亦取得相当成就。不仅儿子个个成才，孙辈还出了曾广均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没用尽情享用福禄，而是教会儿孙自立成材，并依次将福禄传递下去。
别的不说，只他不为子女谋求任何特殊化，教儿节俭创业，就可令人们深思一番。
咸丰六年十一月五日，他给纪泽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一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与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做矣……京师子弟子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又给纪鸿儿写信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
同治三年七月，曾国藩受封侯爵，纪鸿正赴长沙考试，国藩特别写信告诫：“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往来，不可送条子，进身自始，务知自重。”
他对女儿也同样严格。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致女儿：“衣服不宜多制，尤其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他还告诉儿女、家眷：“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且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
他还要求：“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女子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古训今鉴
为人父母，哪个不愿意儿孙富贵平安？哪个愿意儿孙一世贫苦潦倒？因此，有些父母一心谋求权势福禄，穷奢极欲，尽情享乐。并妄想能将这种富贵传给自己的儿孙，可殊不知“富不过三代”，在富贵奢华中成长起来的后代难以具备持家、旺族的开拓精神，只知道一味享乐，虽然暂时享有福禄，然终究坐吃山空，福禄难以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