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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遇上这样的事情，首先必须对自己说：不能算了。
然后，当然是有理有利有节、心平气和地同对方协商，寻找解决的办法。
实在摊上蛮横无理的主，就只能求助于法律了。
去年我有一部中篇小说，未经授权被收入一本多人合集中。找到出版社理论，编辑不仅毫无歉意，还竟然振振有辞，恶语相加，拖延数月仍无下文。我和毕淑敏、莫言三人被逼无奈，诉诸于中国作家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经过他们同那家出版社多次交涉，出版社才给予了应有的赔偿。
前年我还曾有一部长篇小说被一家出版社侵权，我自己付钱请了南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来办理此事。律师对此书的出版前后进行了详细周密的调查核实，最后在各种手续证据齐全的情况下，合理地作出了调解。出版社知错就改，很快向我赔礼道歉，并付清了有关款项。
在目前法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对于知识产权的维护，作为作者，首先得具有著作权法的保护意识、相应的法律常识，还有自我护卫的勇气。
作为被侵权的作者，我想并不存在男人和女人特殊的区别。男人和女人都会遇到相同的麻烦和问题，男作者和女作者的作品，都同样随时可能被盗版、抄袭、剽窃、侵权；只是对于女性作者来说，被侵权以后，往往不好意思去理直气壮地同侵权方交涉，遇挫极易气馁，黯然神伤但又缺乏积极有效的解决措施，自己也有了自怜自艾的错觉，以为人家专侵女作者的权，其实倒反而助长了那些欺软怕硬的主，认定只要抵抗到底，女人坚持不住就会退让。但最近东北女作家迟子建一桩侵权案的胜诉，是一次响亮的回击，也为我们女性作者提供了可参考的范例。
今年我出版的长篇小说《情爱画廊》，在各地签名售书时都发现了盗版本。封面明显不是正版的进口布纹纸，而是普通纸，印制也很粗劣。据说目前盗版本已达近十万册。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盗版仍然屡禁不绝，出版社和作者的利益都受到严重损害，却无可奈何。盗版现象究竟谁来管？找哪个部门去说明来执行呢？
我们不可能整天追着那些侵权的出版社要求赔偿。盗版的窝点应由法令来禁止制裁。我们要的不是赔偿而是对作者劳动的尊重。如果出版社和编者在谋利的同时，也能谋求一点精神和文化，更能遵法守法，侵权的现象是能够逐渐控制和遏止的。
§§文汇旧缘
一九六六年，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批判《海瑞罢官》。当时我在杭州读初三，正面临高中考试前夕，却无心复习，课余时间常躲在阅览室里看小说。
看小说当然属于不关心政治，非议种种，不招自来。
到处都在大批判，你若是不批判别人，怎么能证明自己正确呢？
我的眼睛惶惶然地从书上掠过，我想自己是否也该批判点什么了。
那几天，刚刚读完上海的作家艾明之先生写的长篇小说《火种》。说实话，那书写得挺吸引人，一个个人物都挺生动的，背景是四十年代波澜壮阔的上海工人运动，风云变幻，让人回肠荡气。但若是把眼睛睁得更大些，再戴上阶级斗争的放大镜和显微镜呢，问题就一个个都暴露出来了。很明显，那是一部严重歪曲工人阶级形象的作品——虽然我根本不了解工人阶级，但我凭直觉和思想感情，可以断定小说中的主人公，并非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这个重大的发现使我头脑涨热，茶饭不思。第二天，我带着《火种》原书和一摞参考资料，一头钻进了阅览室，整整一个星期以后，写成了一篇洋洋万言的大批判文章，题为《“火种”必须批判》。经过反复推敲，对自己的觉悟和水平都感到十分满意。
既然批判对象已经确定，批判的武器也已经掌握，剩下的事情，就是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读到我的批判文章了。
脑中电光火石一般，闪过了《文汇报》。
那时文化界最知名最优秀的报纸，就是《文汇报》。在我看来，简直没有比《文汇报》更重要的报纸了。那么，像我阐述了如此重要观点的文章，不发表在《文汇报》上，还能发表在哪里呢？
于是，迅速把厚厚的一叠稿纸卷成筒，郑重其事地寄往了上海《文汇报》。
以后的日子，便是天天一字不拉地阅读《文汇报》，渴望奇迹般地从上面突然发现自己的名字。然而，夏天来了，夏天又去了，高考取消了，“文革”开始了。世界上正在天翻地覆，而我的文章，却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心里忿忿然，想你《文汇报》不管怎样，总该给革命小将一个答复嘛。
终于有了一次机会，去大上海串联。心情陡然激动得不行，顿时暗暗决定，要亲自去拜访一次《文汇报》。心里猜想着，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十有八九是编辑们根本没有收到我的稿子。
至今还记得六十年代末期的上海《文汇报》，是圆明园路上一栋旧式的洋房，楼不算高，正对大门的前厅很狭窄，光线昏暗，令人觉着几分压抑。传达室的老伯盘问我好久，我说是来查询一篇稿件，并坚持要面见一位编辑，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式。老伯被缠不过，便打电话到楼上去问，之后便很客气地用上海话对我说：侬等一歇噢。过了一会，真的有一位中年编辑，手里拿着一沓稿纸，慢吞吞从楼梯上走下来。楼梯倒是蛮宽的，有赭红色的木扶手。他走下来的样子，在我看来显得十分庄严。我的心狂跳起来，然后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把我带到旁边的会客室让我坐下，甚至都没有对面前这个十六岁的小女孩表示出丝毫诧异和轻视。我觉得他始终很严肃，就像同一位真正的大人谈话，也许他是强忍了心里的笑意，这使我隐隐地觉得滑稽和不安起来。他婉转地告诉我说，稿子是收到的，但不能发表，因为在报纸上点名批判一个人，是需要经过中央批准的。不过，以后如果情况有了变化，他会再同我联系。最后，他在退还给我的稿纸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萧宜。那意思是他可以对今天的谈话负责的。
我连那文章到底写得如何，也没有勇气再问一声，夹起稿子便落荒而逃，悻悻而归。回到杭州后，再没好意思对任何人提起过那篇文章。我后来终于在《文汇报》发表散文，已是一九七三年当了知青以后。当然，流逝的岁月中，我自己也淡忘了关于《火种》的那次“革命行动”。
一九七八年，有一个全国作家访问团到了哈尔滨，我去看望诗人芦芒伯伯。在他下榻的宾馆房间门上的名卡中，我忽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艾明之。
我像被人重重击了一下，愣在那里。手心冒汗、满脸通红。十二年前的往事猛然涌到眼前，令人羞愧难当。我在门口站了好久，进退两难，最后鼓足勇气敲门，开门的是一位面目清癯、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芦芒伯伯亲切地介绍说，您读过艾明之先生的小说么，这位就是。我惶惶不知所措，讷讷无言，几乎忍不住就要掉下泪来。我不敢看他的眼睛，我想说；您能原谅我么？但却说不出口。以后的许多年中，我一直为自己失去了那个当面道歉的机会，在心里留下了永久的懊悔和自责。
如今，距一九六六年夏天的上海往事，已过去整整三十年了。在那个年龄，我们曾经愚昧无知，幼稚轻狂；我们曾经贪婪地吮吸着狼奶，不识善恶和真假；我们曾激烈地参与了那次史无前例的黑风暴，然后狠狠跌落在丧失了文化的革命深渊里，最后九死一生、遍体鳞伤地醒悟和再生。
但文明和人性的光辉，却依然不灭，历经劫难而破云重生。
所以三十年以后，借着与《文汇报》的那段旧缘，我仍然必须说出这件不可遗忘的往事，聊以自鉴自省和自律。来日歧路茫茫，世人可会再次迷途否？
§§现实与梦想——张抗抗、李潘关于《情爱画廊》的对话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一日晚，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读书时间》栏目，《读书沙龙》主持人李潘，就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布老虎丛书》在今年五月推出的长篇新书《情爱画廊》，对作者张抗抗进行了访谈。
由于电视节目时间的限制，《读书沙龙》播出的只是对话的其中一部分。后经录音整理，现将谈话全文发表如下：
李潘：提起张抗抗，大家一定会想起知青作家这个称谓。这位曾在北大荒农场生活过八年的知青女作家，以其一九七九年春发表的小说《爱的权利》，敲响了新时期文坛爱的晨钟。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以其四百多万字的丰厚业绩享誉文坛，十几年来，已出版了三十余种专集，并多次获全国和省市优秀小说奖。
今年五月，张抗抗的最新一部小说《情爱画廊》面世了。这部小说一上市，就在全国新华书店的销售排名榜上位居前列。读者的反应很热烈，但却不太一致，产生了或者赞赏或者批评的不同意见。那么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见见作家张抗抗。
李：张抗抗，您好。
张：您好。
李：您能不能谈谈写这部小说原初的想法？您的写作动机和目的？
张：我一直有个愿望，希望自己能写一部表现当代都市的爱情小说。它应该是有分量、高品位、非常美而且很有个性的。好多年来，我一直在酝酿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更重视的是爱情的审美价值，也就是说，想把被金钱物欲污染的爱情，回复到精神的层面，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爱与美的渴望和向往。
李：那您是不是认为这部小说是成功的呢？
张：我还是很喜欢这部小说的。因为这部小说是在我艺术感觉非常好的状态下写出来的。是我许多年来，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表达和发挥得最自由最充分的一部小说。写的时候很投入，自己有一种酣畅的享受感。结果写完以后大病一场，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但我觉得这种付出很值得。
李：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同您以往的小说相比，您最喜欢的是这部小说？
张：目前是。也许以后会改变，我不知道。大概作者每写出一部新作，总是最喜欢的，过一段时间就会喜新厌旧。
李：这部小说给人感觉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您的小说里也写了爱情，比如说《隐形伴侣》、《赤彤丹朱》，但是不像这部书里边，这样纯粹的、完完全全的以爱情作为作品的主题，书中展现了婚外情、少女的早恋、执著的单恋、情人等种种情爱形式，对至情至爱的描写也是淋漓尽致。同时你的写作手法也变得比较简单流畅，通俗易懂，以致有些评论家认为你的创作出现了通俗化的倾向，您赞同这种说法吗？这是不是您有意所作的新的尝试？
张：这部小说，我想现在是很难定位的。因为长时间以来，我们好像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就是把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决然对立起来。结果就变成好像不好看、或不容易看懂的小说就叫做严肃文学，而那些比较好看一点的小说就是通俗文学。实际上，这种划分是不科学也不太准确的，有点简单化了，但这个话题比较大，另外再谈。那么作为我自己来说，《情爱画廊》我确实是作了一些尝试，但我尝试的并不是通俗化。我尝试的是怎样能把严肃小说写得好看耐读，也能吸引更多的读者，也就是说，使严肃小说也能够畅销。
李：刚才谈到了，您想写一些比较好看的、吸引人的书。据我知道，这也是《布老虎丛书》的一个口号。在这个口号里，对市场需要的满足，占了很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么也就是说，您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是不是在相当程度上考虑到市场的需求？
答：当然要考虑。《布老虎丛书》的出版宗旨和整体策划，对许多作家都是有吸引力的，事实上两年前已有很多作家加盟了《布老虎》。大多数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有更多的读者，也希望自己合法的收入能够更多。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我并不会去迎合市场，我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去创造市场。一些有价值但市场狭小的作品，我仍然会去写的，例如我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首版发行只有一万册，因为它所描绘的我们父辈的历史和命运，有一定的读者局限性，但那是我多年来内心非常想表现的东西。那么，创造市场是什么概念呢？我认为它的含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发现读者的潜在需求，开发这种潜在需求，让读者在你的书中找到他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你总是去找读者需要的东西，因为读者外在的、明显的需求，已经有很多人去做了；二是扩大读者的队伍，唤起那些离开书籍的人重新产生读书的兴趣。我认为创造市场最终还是靠作品本身的魅力。
李：那您认为《情爱画廊》满足了读者哪方面的潜在需求呢？
张：当下社会中读者面临的精神困惑，他们需要更多的精神安慰。那种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享受。
李：您的创作和读者的需求能够不谋而合，当然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我感到艺术的追求和市场的需求，有时是相悖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您还是强调或坚持要去创作市场的话，会不会牺牲作家的艺术个性、影响到创作质量呢？
张：这一点当然非常重要。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市场和艺术能够统一的时候，当然很好，但如果发生冲突的话，我想我是不会为了市场去改变自己的写作初衷的，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基本要求。而且我也相信，那些有良知的作家，他们应该是不会为了迎合市场而放弃自己的立场。因为立场比市场更重要。
李：您的这一次尝试是不是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呢？读者和评论家的反应不太一致，您对那些批评意见有什么看法？
张：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有不同的看法和读后感，说明大家都很关心这部作品。赞赏的、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差别很大。我想有些是属于观念上的问题、观念上的差异，这是很正常的。有人说现在是一个相对主义时代，也就是说我们的评论标准已经很多元了，而且各自有自己不同的价值标准，这是一种进步。
李：那我们试着来解答一些读者的问题。有些持批评意见的读者，认为您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有些过于完美，而太完美就不真实了。比如说，女主人公非常的美，出门的时候，她都要化丑妆，要不然就会引起社会治安问题。在一些特定的时候，她的身体会有体雾，种种描写，都把人物的美丽和才气推到了极致。这样一种写法，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张：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分几方面来谈。首先，真实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能把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完全等同起来，否则人类就不需要艺术了。文学作品的真实，除了社会环境和氛围、人物心理、以及故事的细节真实以外，更重要的是，那种内在精神的真实。而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完美的过程，人的天性就是追求完美的，比如大家正在看的奥运会，运动员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力图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当然有一些客观的历史原因，比如说“文革”时期，当时那种文艺理论指导下的创作，出现了一些带有政治色彩、为政治服务的“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把追求美的愿望完全引向了歧途，结果必然遭到读者的厌恶和唾弃，我本人也是非常反感的。新时期文学，正是对那种所谓文学的反动。我差不多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来探讨人性中恶的因素，也写了很多这样的小说。（李潘插话：比如说《隐形伴侣》）我是去作了一些这样的努力。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表现恶、甚至颂扬恶、不丑不恶似乎就不成为文学了，包括缺陷美什么的，又成为一种新的模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就像倒脏水而把小孩一起倒掉了，这是非常遗憾的。所以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对丑恶的超越和对美的重新认识。在《情爱画廊》这部小说中，我试图表现在东方文化下生成的东方美，它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不是任何一种外力强加于我的小说人物，而是从她们心底自然流淌出来，成为她们自觉的生命体验。摈弃极左的完美，而保留人类追求完美的天性。就像把脏水倒掉，而把孩子留下。我认为在中国作家笔下，那些值得我们骄傲的完美的艺术形象，也应该有她的一席之地。
李：所以你就在描写的时候，把它们都推到了极致。
张：我想我是在超越丑恶的基础上，在一个新的前提下来写美的。
李：除了完美以外，小说的情节也过于理想化，在人物的安排上也是这样的。比如是情节结构，爱情、金钱，美色、艺术样样都有。这样完美的爱情梦想，您相信会有吗？
张：有。但是很少。关于梦想的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中国人很实际，平时人们谈话，有一句口头语说：你别做梦了！或者说：你在做梦吧！都是用一种贬低的口吻来谈论梦想的。而西方发达国家，是把梦想和光荣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叫光荣与梦想。我还是要举奥运会的例子，比如说，他们把最优秀的运动队，褒之为“梦之队”，梦之队是最高的荣誉。梦想是激发人类行为的动力。一个没有梦想的民族，是很可悲也是没有前途的。我担心今天讲求实际的中国人，除了黄金梦，别的梦都不会做了。基于这种现实对我的触动，我特别希望能用文学激起读者对于梦想的渴望。文学为人们描绘出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当然很重要，但还远远不够。《情爱画廊》中的人物，如果说他们能够顺利地解决一个个困难和障碍，一步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靠的正是他们对感情的真诚、自身的才华和智慧，还有敢于把梦想变成现实的勇气和力量。文化是最具征服力的。他们所得到的是以给予作为前提的。况且，小说的主人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李：那么您认为这符合大众的欣赏口味吗？也就是说，这些是大众最想得到的东西？
张：我认为自己至少找到了某一方面的潜需求。有很多人并不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而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情感自由、人格独立，同时又是一个高尚的人。
李：那您认为这种要求和向往，是不是我们所提倡的理想主义的东西？
张：我不想对理想主义下什么定义，因为不同的阶层有自己不同的理想。至少我的小说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一部分白领阶层和那些向往文化的人，他们心中的理想。
李：有人说《情爱画廊》是中国的《廊桥遗梦》，小说是否有《廊桥》的影子？这部小说对您有什么影响？
张：我是在写作这部小说中间读到《廊桥》的，那时我的小说构思已经完成了。我觉得《画廊》跟《廊桥》虽然都是爱情小说，但传递的精神内涵是很不相同的。我的着眼点在于当下的社会转型期中，一种新人群象的形成。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出现了一批既有文化教养，又拥有财富的白领阶层和中产阶层，他们在把智慧转化为金钱的同时，更希望追求一种丰富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寻求人性中的真情至爱，并试图能用一种高尚的情操，来处理好生活中复杂的感情纠葛。这是非常宝贵、像光斑一样零散但正在逐渐聚合的新的生长点。这种新的人与人关系和新的生活方式，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将为过渡时期人与人的感情关系，提供一种参照摹本。
李：这本书中涉及到大量的绘画艺术，您是怎样完成这种创作的？
张：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爱是永恒的主题，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爱情小说。但我也感到，爱情小说面临着新的危机，就是小说爱情语言的贫乏和雷同；在写这部小说之前，我希望找到一种新的情感语言。如果找不到，我宁可不写。那么是否可以借鉴其它姐妹艺术的语言呢？如果把绘画语言移植到小说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