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白居易集·议文章》曰：“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历代名人书札·李翱荅王载言书》又曰：“文深则义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因而，为文者，应扬善惩恶，彰美明道。
魏积良任职天津市北辰区政协主席，虽已步入花甲之年，但自2003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世说漫议》（上下册）一书后，似冲决堤堰的湍流，一发而不可收。接着，于2004年由解放军报所属长征出版社出版《域外刍议》，2006年又由中国文联出版和中国戏剧出版社相继出版了《杜骗浅议》和《缀珠集》，正可谓：“三议”集“缀珠”，数计为五册；大器晚成哉，别样具一格。尤其令人感奋的是，积良君出版的四部书，博得京津两地数十名专家学者颇具见地的评述，并且落笔成文，洋洋洒洒，拾珠积玉，蔚然壮观，实属难得。
造化为人计，言志而抒怀。这正是积良君著书立说的原动力和锲而不舍之求索。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颠覆以及国门的洞开，社会风气和观念形态在突兀而剧烈的嬗变中出现了荒唐而不可思议的扭曲、畸形与变态。这虽属阵痛与必然，但需正本清源，输之正道。诸如数典忘祖，荣辱不分，是非不辨，美丑莫别，唯洋是崇，唯金是拜，唯营是钻，唯实惠是捞；国格人格严重缺失，人之尊严重度钙化；虚无主义、实用主义大行其道。故而，有人辛辣而痛心地说：现在的年轻人有意卷舌嗲声嗲气地不讲普通话，照此下去，将来都不讲中国话了。这里，余抑制不住略举一例。不久前，文坛出现一桩抄袭事件。本来，抄袭者对于被抄袭者，就是偷，就是扒，就是掠夺，是货真价实的盗窃行为；而对于钟爱他的读者，就是欺骗，是不折不扣地挂羊头卖狗肉。然而，当这位抄袭者被问及对“抄袭”行为有何感觉时，他竟大言不惭地说：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更令人莫名其妙和匪夷所思的是，这位抄袭者的一些“粉丝”，也良莠不分，甘愿与“盗”沆瀣一气，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是这位抄袭者的作品，管它是真是假，他们都喜欢。可爱又可怜的“粉丝”宝贝儿们，你们不觉得啖“贼”之食自己肚子里已经不洁了么？“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应该赶快把“污秽”排泄出去，怎么非要“同流合污”，甚至再来个“十月怀胎”呢？由此，令人痛感道德失范，荣辱失调；至于世态之颓废，风气之萎靡，人心之不古，亦可见一斑。
这绝非夸大其词，也不是什么“给社会主义抹黑”！否则，“八荣八耻”为何由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胡锦涛郑重提出，并被视为“站在全局和时代的高度”，“高屋建瓴、立意深远，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是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求是》杂志2006年第10期《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一文）
时下之文坛，似万马奔腾，各路豪杰挥戈舞剑，大显身手，各领风骚，虽不无佳作产生，但正如一些报刊载文指出：在物欲横流的诱惑下，平庸低俗、流水线似地“攒”和换汤不换药的“克隆”之作以及“仿真炮制”的作品招摇过市；还有以“英雄”和“崇高”为悖论的“小男人”、“小女人”、“小感受”、“小情绪”、“小天地”以及滥情、煽情、闲情、矫情的“形而下”之作大行其道；更有甚者，那种“美女作家”、“妓女作家”、“胸口写作”的兜售，光怪陆离，沉渣泛起。所有这些使善良的读者面对文坛的诸多“时尚”货色，砸舌瞠目而不敢恭维。
“文章合为事而作。”一个作家的作品，如果没有对社会的关注，没有对群众痛痒的关切，没有对是非的褒贬，没有对文化的崇敬，尤其是没有对真情实感的抒发，则无异于对文学的亵渎，“即兴言志”，“修辞直其诚”，被世人视作为文之道，也是对佳作的基本品评与认定。
责任出感知，感知发智慧。积良君是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良知以及敏锐触角的有志之士。他创作的四部著作，无一不是直面生活，直面群众，直面人生，直面社会，发“真人之心”抒“正心诚意”。呼唤天地之正气，彰显中华之美德，针砭社会之时弊，鞭挞世风之丑恶，以期振民育德，树立高尚的社会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并遵纪守法，讲信履约。有位资深学者指出，只要看看“三议”书的封底提纲挈领地“点睛”铭句，则魏氏著作的主旨底蕴便会明彻昭然。即：《世说漫议》一书为：新时期的《世说新语》/匡正时弊的《劝世歌》/弃恶扬善的启示录/弘扬中华文明的生动读本；而《域外刍议》一书则为：域外人生百态集锦/褒扬善良鞭挞丑恶/“漫议”“刍议”异曲同工/旨在传承中华文明；《杜骗浅议》一书则是：“杜”骗“防”骗字异意近/“说骗”种种魄动心惊/“杜骗”恰如“金针点破”/“论骗”颇似“法力澄清”。这种认定与评价，颇为“英雄所见”，也是对积良君苦心谋篇和倾力撰文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