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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良君这几部书所以被认为别具一格，不仅在于所取题材的典型，而更多的成分则是语言在时下文坛中的独到与鲜见。形成文字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表达的工具。不同的语言展示着不同民族文化的形成、历史、沿革与传承，并闪耀着该民族智慧的光辉和精神文明的硕果。中华民族悠久的传承语言范式，是世界语言艺术的一枝奇葩，是具有鲜明个性的瑰宝。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将会不断革新，不断发展和变化，但决不能割裂、扬弃与否定。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只有在继承中发展才会具有强大的而绵延不竭的生命力。对于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要“洋为中用”，并善于汲取其精华，但不能一味全盘照搬，更不能以之取代祖国语言文字。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语言文字的多样性，是由世界本身就是多民族构成所决定的。积良君在著述中采用的文白相融的语势架构与陈述方式，不但以简约凝练显现传统古典风姿，而且也表现出与所涉猎题材相谐的庄肃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和著名作家高洪波将其阅过的《世说漫议》和《域外刍议》称之为“奇书”，抑或就是认为其语言风格所形成的乃是“文化现象的一种姿态”，“似乎在‘复古’中寻找一种与时代沟通的途径”。积良君的语言风格，是其“循古人‘篇中炼句，句中炼字’之训，每成一文必从容咀嚼，意求删繁就简”的结果，是其不惜倾注巨大心血的结晶。尤其是《缀珠集》中的120句话，句句都堪称格言警句。“犹现代论语，以修身辞典而铭世。”（见张同吾先生《东方文化翰墨精髓》一文）通览积良君的几部书，应该给予肯定的是：它们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针对性，又有引经据典和探赜索隐的史料意义。
以上发端，绝非“越俎代庖”，而是力求作为一个“引子”，或者是为着“抛砖引玉”。因为，这几十位专家学者的书评，所论述的角度更新颖、更集中、更典型，故而也更深刻、更犀利，并且还弥漫着浓郁的知识密度和学识。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伦理学会会长罗国杰在《漫议〈世说漫议〉》一文中，关于揭示“君子以遏恶扬善”和“君子以振民育德”所语出《周易·大有·象》和《周易·蛊·象》之发端；例如人民日报文艺部原副主任、著名文学评论家缪俊杰在《充满人文关怀的新“世说”》一文中，对《世说新语》的介说；例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刘荫柏在《一部别具特色的新文人笔记——浅谈〈世说漫议〉》一文中，对于书中“此壶有三奇”的典出由来的引申；例如长征出版社总编辑、著名军旅诗人曾凡华在《笔记文体的现代版》一文中，将《域外刍议》与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和蒲松龄《聊斋志异》遗风之比较；例如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著名作家尹一之在《中国人的志气》一文中，按阴阳五行的归类对“金钱”的解剖；例如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著名诗歌评论家张同吾在《东方文化翰墨精髓》一文中，对语言文字的精辟阐述和对明代高濂编著的《遵生八笺》里十大延年之功的充实；例如中央军委空军政治部原宣传部长、著名杂文作家李明天在《从“红得发紫就是黑”说起——读〈缀珠集〉有感》一文中，对“事物有其度”和“遇事当有度”的层层剥茧似的精辟阐述；例如中国华侨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崔续庚在《管领春风一大家》一文中和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副会长李世英在言及《缀珠集》的楷书中，对张瑞龄书写的《缀珠集》墨迹出于行家里手的析评；例如空军大校、著名杂文作家张聿温在《见利忘义可耻》一文中，对“义”、“利”之衡，引经据典，提出“四要”，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北京世界华人文化院副院长兼养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培林在《弘扬孝道人人有责》一文中，对“孝”之发蒙启智般的诠释；例如《中国纺织报》原总编、“世华院”研究员陈义方在《仁而爱人乐善不倦》一文中，对“仁”古今一理的析辩，等等，都足以称得上是对积良君著述的解读、充实与升华，也可以讲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二度创作。因此，将这些精彩的书评汇集在一起，编辑出版，其意义非同市侩者那种狭窄的不屑与冷嘲，而是智者的慧眼识珠以及学识的涵纳与储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此评论集的编辑过程中，积良君工作之余投入了不少精力，对每篇评论文章反复阅读，对一些关键处再三推敲斟酌，力求客观准确。同时，编者认为，其四年出版四部书，创作之路充满艰辛与执著以及对文学的钟情，故请其以“我的文学创作之路”为题谈谈感怀，相信对读者也不失为一种借鉴与激励。
此书的编辑，按四部书的出版顺序依次排列，而书评的排序既不按头衔也不按姓氏笔划，而是按内容切分，自然而然。在书评文章之后，将积良君有关后记、赠书献词作为“附录”，意在力求内容之全面完整。
积良君属业余作家，正式操觚四载即创作出版四部书，成果实属斐然。今天又能编辑出版一部作品评论集，委实可喜可贺。
沧海一勺，语林一枝。择善而从，学必有师。意在衍行，当观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