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前，李明天同志将其杂文随笔集书稿交给列入我为主编的《世界华人精品文丛》，并嘱我为此书作跋。听罢，不仅顿生惶恐。原因之一，我20年前在空军政治部文化部工作时，其是我的顶头上司——部长；其二，从为文角度讲，其不失为我的师长。那时，经常见到他的杂文和议论文一类篇章见诸于《懈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等军内外报刊，每每都认真拜读。所以，由我为其书作跋，惟恐班门弄斧。然而，明天老部长坦言再三，只好斗胆操觚。
通读罢《李明天杂文随笔集》，首先感受到的是文如其人的体认得到有机的契合。在以往接触他的岁月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为人处事宽容谦和。而今反映在他的杂文随笔上，也就显得平实而亲和。然而，这种平实，决不是平庸；亲和，也不是“温吞水”似的没有激情和血性，也不像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健身球”般缺少棱角或没有好恶以及是个好好先生。一些人习惯于将杂文比作锋芒铮铮的投枪和匕首，在抨击时弊时，似乎一定要“白刀子进而红刀子出”，抑或不仅要将其打翻在地，而且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叫其永世不得翻身，并死无葬身之地。这种文风，余不敢造次亵渎。但是，杂文绝不可能“包打天下”，也不可能成为“救世主”。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杂文只不过是一种文体，而杂文作家利用这种文体对社会存在的某种现象和某件事情，是赞同还是反对，是褒扬还是针砭，而表明的一己之见。往高里讲，是社会责任感的表现，起到舆论的监督和导向作用；倘若从安身立命的角度说，只不过是从事杂文写作的人的一种爱好，一种兴致，一种营生，或是说是为了生活充实的自娱自乐。窃以为，明天老部长从事杂文写作，当然不会是后者，而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使然。既然是出于社会责任，那么在激浊扬清、仗义执言、扶正祛邪上，就有一个“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一样，动机与效果须臾不可剥离。在这部杂文随笔集中，诸如《人治与法治》、《“得”与“德”》、《会议成灾谁知过》、《说饭碗》、《“红嘴绿鹦哥”与名、实、利》、《“二恶英”事件引发的思考》和《论“吃”的烦恼》等篇什，其触及到的问题，不能说不严重，其危害不能说不大，有些则到达令人切齿的程度。但是，作者在解剖这些问题时，并没有以剑拔弩张之态和五雷轰顶之势，大兴问罪之师，而是理性地指出这些现象是什么问题，其要害是什么，错又错在那里，而与错误相对应的正确是什么，又应该怎样去践行。这种层层推论和条分缕析，一方面表现为批判，否定错误的东西；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动之以情和晓之以理地进行劝导，告诉人们应该摒弃什么，什么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道德、观念、情操、礼俗以及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使之获得精神的支撑和信念的追求以及规范行为的准则。古人曰：教不时则伤世，教不善则误众。因此，批判与劝导的目的是弃恶在于扬善，疗疾在于救人。而唯有如此，才会愈发彰显文化的而不是法律的力量和效用。所以，本书作者的杂文以及随笔，重理性，重言物，重情致，重内在力度和深层次的底蕴，以达到使善扬其善，使恶昭其恶，使美彰其美，使丑现其丑。这种文风，在时下构建和谐社会的氛围中，无疑是颇为得体的。而这种文风，在当代杂文界中，也代有人在。
《李明天杂文随笔集》，给我的另一个感受，是作者的敏锐与勤奋。作者戎马一生，离休后仍置身于部队干休所的辖地，生活的领域并不算广阔。但是，他关注社会的触角并未拘于部队生活一隅，而是像雷达的荧光屏一样以敏锐的触角对社会空间进行全方位地扫描。敏锐是杂文家的天赋与智慧。如果失去敏锐，就会对社会现象视而不见和麻木不仁。这部杂文随笔集以共分为8辑，除5、6、8辑外，其他各辑就内容而言，涉猎的均为不包含部队内容的社会题材。其文章内容，有对邪恶的鞭苔，有对陋习的贬责，有对人生的解读，有对理想的诠释，有对情操的张扬，等等。只要读者诸君闻毕此书，便会一目了然。同时，我们通过这些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可以看出，其离休以后，即使年近耄耋，无论来自于阅读报刊之所思所想，还是出自于在社会中之所见所闻，立刻托于即兴之笔，“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并将纪实与喻理融为一体，又不乏思辨之犀利与解误之睿智。但是，毋庸讳言，这些作品，既不是洪钟大名，也难以振聋发聩，但他都不因善小而不为，也不因积少而懈怠。这部书的问世，便是其勤奋笔耕的真实写照，值得我辈钦佩与学习。
余以为，一个杂文作家，应该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敏锐的思想，丰盈的情感，学殖深博，灵动的机辩，精致的构思，老道的文字以及人格的力量等要素。明天老部长在这些方面应该是甚佳的。
话题说到这里，又回到了本文开篇时的忐忑。这篇短文，与其说是跋，莫如讲是读后感而已，不周之处，便也聊以自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