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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4个月的写作中，写作组始终处于一种“战斗”状态，几乎没日没夜，更谈不上休息星期天了。第一稿写了12万字，第二稿增加到14万字，到四易其稿竟是18万字了。虽然每修改一稿，字数就象滚雪球似的膨胀和扩张，但质量仍不能令出版社满意。
难哪，那多年搞新闻所形成的概念化的语言，那首先从主题出发的思维方式，那离开人物内心世界的泛泛交代，那平铺直叙的结构形式，那缺乏艺术感觉的空洞议论，都“痼疾”般的难以医治。
由于在艰难的状态中苦苦熬战，不到两个月，参加写作组的成员，每人的脸都瘦了一圈儿。量量体重，最少的掉了2公斤肉。
所以，到修改第五稿时，几个男兵女将都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回原单位了，写作组便只剩下了我一个“光杆司令”。
虽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也不能挂免战牌呀，谁叫我已经在领导面前请缨了呢？不拚到最后，我是不会“偃旗息鼓”甘当孬种的。
那时，由宁过度劳累，加上怕完不成任务难以向领导交代的压力，我整天头痛得要裂开似的，而且严重失眠，每天最隹状态只能睡上3个小时，还要靠药物辅助。经诊断，医生说我患了“神经官能症”，大脑皮层过度疲劳，需要立刻住院治疗。
这怎么可以呢？如果我住院治疗，大家几个月的辛勤劳动很可能半途而废。
我再三恳求医生不要叫我住院。为了激励和鞭策自己，我便把“学问勤中得”和“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等名句作为座右铭写在纸上，贴在床头和墙壁上。
当时支配我行动的最高准则就是毛主席那条语录：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你甭说，最后一稿我修改得相当可以，出版社看后击节通过。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定稿的同一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据说颇有来头的文章《文艺作品不能写真人真事》。这样我们苦苦笔耕了一百多个日日夜夜的作品随之搁浅。
荒唐么？不。因为那时本身就处于荒唐的年代。
五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就在此作欲出不能、欲罢不忍的等待期间，我居然斗胆写开了短篇小说。初稿完成后，听说《天津文艺》马上创刊，便傻愣愣地直闯该刊编辑部，并得到名叫李兴桥的编辑接待。兴桥同志见我是个“大兵”，年龄又相仿，倒也颇为热情。经他指点，又修改一稿，发表在1973年《天津文艺》创刊号上。篇名叫《路遇》。这便是我的处女作，也是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蹒跚学步的开始。
发表第一篇作品的高兴心情是难以形容的。眯成一条缝儿的两眼看着刊物上自己名字下的白纸黑字，心里阵阵发醉，眉里眼里滴着笑，那神态宛如看着刚刚落生的可爱的儿子。
第一篇作品的发表象酵母一样催发了我创作的冲动和不可遏制的激情。于是，我一鼓作气，接连写了个短篇小说和两篇报告文学。一个短篇小说叫作《起飞线》，发表在《河北文艺》1974年1月号上，而且作为头题。一个短篇小说叫作《占位》，发表在1974年1月6日《解放军报》上。其余3篇在间隔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也都发表了。
此刻，我的确萌动起要当作家的梦。因为几篇作品发表后不仅得到一些读者的好评，甚至有的战士竟给我来信求教如何写小说了。
不过，这次的梦，十分短暂地被领导一巴掌拍醒了。
领导给我指出，我应该全身心地扑在新闻工作上，一心不能二用。言外之意我已经在不务正业了。其实，那年我发表了几十篇新闻稿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天津日报》、《河北日报》、《空军报》等军内外报纸都榜上有名。其中有两篇工作通讯报社还加了编者按语。我不仅被评为军区空军优秀通讯员，而且我负责抓报导组的经验体会，《解放军报通讯》还作了介绍。但是这些是不能作为理由辩解的。从领导的语气中已经清楚不过地告诉你，新闻稿件刊登再多，也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份内的事，而写小说则是份外的事。说实的，除《路遇》那篇小说是在出版社等候消息时占用“公家”时间写就的外，其余几篇都是利用原本属于我的业余时间一晚上开夜车写出来的。现实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节假日和业余时间不论是下象棋、打扑克、轧马路和聊天扯淡，领导都不过问，但是只要你写小说，那时领导会盯着你，轻者说你想成名成家，重者说你不安心服役。这是为什么？我至今也说不太清楚，也不愿白费脑筋。
既然领导严肃地指出了“迷津”，只得表示“洗手不于”。
六
山不转水转。
谁知没过两个月，空军通过干部部门一个电话，要我参加撰写在“9.13”事件中与叛徒搏斗并毅然将满载大量党和国家核心机密材料和林彪反党集团黑名单的直升飞机驾驶返回北京而英勇献身的飞行员陈修文事迹的写作组。当时我在写作组扮演两个角色：一是作者，二是以在空军政治部宣传部文化处帮助工作的名义担任联络员。经过几个月的写作，此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定名为《忠诚战士》。
写作组的使命结束后，不知文化处的领导认为我身上有些文艺细胞呢，还是认为我是个干事儿的材料，一道调令，我便由冀东煤城调到首都北京，成了空军政治部宣传部文化处的文化干事。
干事干事，总得干事儿呀。
可是那几年除了搞运动，除了没完没了的会议和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是没有多少实际业务工作可干的。当然，有些重要的学习是非参加不可的。但具体到一个单位中人与人之间过去的“积怨”，对于我这个到机关不久的新干事来说就关系不大了，搅和进去反而有帮派之嫌。所以，我就常常闷着头读点文学名著。一次一个编辑部约我写篇五千多字的小说，我便“猫”在资料室爬“格子”。不料，我还没写满一页稿纸，一个负责抓“运动”的同志找我谈话，说我不关心政治，有意逃避路线斗争，委实令人惊讶和愤慨。
为了表示“紧跟大方向”，我“嚓嚓”几下把稿纸撕碎了。不久，这篇小说却又魔术般地发表出来了。那位同志不无惊奇地问我什么时候写的，我悻倖地答了一句：“在你睡团圆觉的时候。”
我这样回答决不单单是气话，而是有个起码的事实做依据。在我坚持业余创作的岁月里，几乎星期天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平日的晚上，俟老婆孩子睡着了，用炮弹壳制作的台灯下才变成了我笔耕的天地。爱人常常不解地说：“领导并不喜欢，登了又没个稿费，劳神费力，图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