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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reference_book_ids":[7208392286533585959]}]},"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第一节 她别无选择——“女老板”人物肖像之一
所有的男人都是女人生的。所有的男人不都只是女人生的。当女人们认识到自己也只占自己的一半，那么自己那一半原本不属于女人的应该皈依男人。
——作者题记
张亚雄——天津华盛昌齿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职称为高级工程师，可谓一连串事业型头衔。
可是一提及张亚雄，深谙内情和不大了解底蕴的人都一言以蔽之：她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男人有争议是个谜，女人有争议则更吊人胃口。那么，倘若再问及张亚雄身上到底有什么争议，答曰：说不大清楚。是真说不大清楚还是不大便于说清楚呢？
这样，张亚雄身上就披上了一层神秘而猎奇的色彩，宛如一座举步难涉的米诺斯王宫。
“芝麻芝麻，开门吧！”
“芝麻芝麻，开门吧！”
其实，步入“知非之年”的张亚雄并非是老于世故和城府很深的人，也不善于玩弄权术。她身体有些发福却并不臃肿，更没有老态的迹象，反而显得精力充沛和充满一种健硕美。她快言快语，性格爽朗，心坦如砥。她与一般即将进入老年行列的妇女所不同的是具有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锲而不舍的执著和对自身价值品位的不停顿地开掘、鉴别与能量释放。
张亚雄足以称得上是一名科学技术工作者，而且足以称得是一名成果斐然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她虽然较之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巨星知名度还有所不及，但在机械界特别是在齿轮领域已是名声遐迩，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会大领风骚。
集科学家与企业家于一身不容易，女人集科学家与企业家于一身更不容易，而中国的女人集科学家与企业家于一身则是不易中的不易。
这决不是什么危言耸听，也不是什么恶意中伤。这是张亚雄的由衷感慨和切腹之痛。
忧患意识是知识分子的通病。张亚雄也不例外。那是1967年的一天，张亚雄随同一个参观闭到武汉钢铁公司，发现在一个堆放废品的角落里横七竖八仰卧着不少报废的蜗杆在无奈的呻吟。经了解，这些被遗弃的蜗杆，寿命短的二三个月，寿命最长的不过半年。造成其早亡的原因是质量不过关，承载能力低。她看着这堆夭折的蜗杆，心里像被通红的铁块烙了下似的疼痛。早在1765年，英国人Mr.Hindleyi首先将这种蜗杆用在发动机上，之后的美国奥克赛洛公司于1948年推出CONE DRIVE，使直线齿环面蜗杆标准化和系列化，并在美国密西根州的工具公司形成国际化产业，半个世纪以来傲然称雄世界五大洲。此刻，张亚雄虽然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根本就没去意识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她有一点是清清楚楚地意识到了：即科学技术落后不仅意味着贫穷，而且还造成巨大的浪费。越贫穷越浪费，越浪费越贫穷，这一对怪胎生生息息，恶性循环。要打掉这对怪胎，必须遵循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规律，发展科学技术！
于是，这位1962年毕业于河北省工学院、主修机床刀具专业、被分配到天津市机械局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年仅28岁的姑娘，与本所同仁齐驎开始了近20个殚心竭虑地漫长研制新型蜗杆的岁月。先是基础理论开发6年。其间正值“文革”浩劫，“白专道路”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漫天飞舞，令人心悸。可张亚雄却不怕授人以柄。她冲破“造反派”的阻拦，向被关进“牛棚”的中国理论数学权威、南开大学教授吴大任求教空间咬合理论，然后不遗余力地咀嚼、消化和吸收。多少个“三更灯火”，多少个宵衣旰食，多少次挫折失败，多少回心灰意冷，她逾越的不仅是理论的关隘，同时又是心理素质的沟壑。随着《微分几何与齿轮咬合理论》和《平面二次包络环面蜗杆传动》等篇篇论文面世，在攻克空间咬合理论的深度及广度上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刮目相看，张亚雄和齐驎奋力向基础实验冲刺竟是1400多个日日夜夜。经他们设计的蜗轮蜗杆承载能力、运转效率和使用寿命，超过了世界名牌产品，一个代表当今世界的最先进技术水平的蜗轮蜗杆减速器产品在古老而板结的黄土地上诞生了。随之，地位、荣誉鲜花般飘落在张亚雄头上。她不仅坐上了机械研究所的第一把交椅，还多次荣获天津、市劳动模范和特等劳动模范以及全国“三八”红旗手的称号，1987年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此时的张亚雄已步入“天命”之年。50岁挂零的女人，应该说该有的都有了，“夕阳无限好”，人生对她馈赠不薄，该满足了。
可张亚雄呢，却偏不满足，而要铤而走险，并且将孤注一掷。为什么？因为在她头上压着一块非搬掉不可的巨石。在我国，取得科研成果的科技工作者虽说是凤毛麟角，但并不乏其人。而既取得科技成果又将其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科技工作者则为数甚微。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有近2万项科研成果问世，但转化为经济效益的不过占20%至30%，而又真正形成产业化的还不过5%。因此，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形成产业化，无疑是一场革命，是一场再也不容忽视、懈怠和耽搁的革命。张亚雄决心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融汇到产业化的革命中，乘改革开放的汹涌浪潮，充当弄潮儿。
那么，张亚雄为什么要由天津市区，“跳槽”到经济技术开发区去呢？并且把经过几年应用技术开发出的项目（此项目，天津市科委已于1983年拨款150万元，设立平面包络环面蜗杆减速器工程转换成生产能力，国家计委又将它立为“七五”国家“工试”项目）。在此时非要与外商合资开发呢？殊不知，张亚雄正是被这一个又一个问号枷锁般桎梏着、鞭笞着，而后又为此痛苦地呼号着、大声地申辩着和奋力地抗争着。
市里有科研条件和机械设备，为什么要到开发区去？这既是疑问，更是严厉指责。张亚雄据理以辩：我们中国人为成一件事业，特别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改革开放，这是天时，全国各地都动起来了；地利，不同的地点却相差甚远。关于开发平面包络环面蜗杆减速器工程项目，可谓历劫九九八十一难，1987年才争取国家立项。在这之前，为了一个简单的批文，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盖章，半年多还没有转过来。可开发区却不一样，这里的地利就是有一个开放的格局，有一个仿真的国际经济环境的格局。起初他们与香港华盛昌机械企业有限公司合资兴建天津华盛昌齿轮有限公司时，面临很大困难，需要在开发区建设银行贷款，建设银行两个小时就给他们提供了20万美元。他们生产的新型蜗轮蜗杆减速器出来后，需要火速将样机运往新加坡，开发区海关以最快速度给他们办完了所有的手续，从而使他们的产品当年远销新加坡、泰国、加拿大，销售额达600多万元，新型的蜗轮蜗杆减速器一举走向世界。这种发展速度，在市里旧机制束缚下是不可能达到的。
张亚雄放着所长、院长不当，到开发区与外商搞合资企业，不想捞大钱才怪哩？！这第二个疑问和斥责似乎合乎逻辑，推理缜密，不是么？时下的人们办事总有个图头，不图官，就得图钱。张亚雄当真是要当个腰缠万贯的“大款”么？张亚雄每每听到这种传言和提问总是淡淡一笑，似乎这个质疑不言自明。是啊，张亚雄要想发财早就发了。1985年，德国富兰特公司就提出高薪聘请张亚雄到德国，出任他们一家分公司的总经理，她谢绝了。
1988年，张亚雄到新加坡访问，分管技术工程的国防部长请她到一家十分豪华的饭堂吃海鲜，同时有意安排40名机械刀具方面的专家作陪，以交谈的方式考问她，结果将一场考问变成一堂技术讲座，她语惊四座，令这些专家咂舌折服。国防部长提出以40万美元的筹码儿要张亚雄转让这套技术，张亚雄礼貌地以笑回绝。当张亚雄乘坐国际航班的飞机回到北京时，谁知新加坡一家颇有名气的银行的副行长也随机来到北京。当张亚雄刚刚下榻香格里拉饭店22楼的一个房间，这位副行长迫不及待地按响了门铃。张亚雄见来者仪表堂堂，又觉得似乎在哪里见过，便热情地让座沏茶。
“谢谢，谢谢！”来者操着一口东南亚一带的中国普通话，并随之将名片谦恭地送到张亚雄手里。
张亚雄一看才明白他是新加坡某赫赫有名的银行的副行长，不解地问：“先生，您找我有什么事儿？”
这位副行长倒也爽快，开门见山地提出以50万美元的代价要张亚雄转让制作新型蜗轮蜗杆减速器技术。
“对不起，我不是在贵国已经答复你们的国防部长先生了么，给再多的钱我也不同意。”张亚雄说这番话，字字铮铮带响，砸在地上会一句一个坑。
“如果张小姐不肯采取转让技术的方法，能不能到新加坡办一个蜗轮蜗杆工厂，由我们银行负责一切办厂事宜，并聘请张小姐出任总经理，年薪为5万美金，怎么样？”这位副行长不愧为实业家，谈起生意来表现出高超的手段和惊人的耐心。无疑，他提出的条件在时下的中国人收入还不怎么丰厚的情况下是颇具魅力的。且不要讲出任总经理后实权和额外收入，就是仅年薪5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就是近30万元呀，等于中国200个左右的一般公职人员年收入的总和，能不令人咂舌和向往么？
可是，张亚雄听了却微微一笑，话语温和又有力度，柔中寓刚：“先生，我承认，您出的价码儿不低，也很有诚意。可是我想，人要生活，要生存，没有钱不行，因为存在着货币交换，可人总是为了金钱活着，活得也不会太有价值。”她说到这里，略微提高了一些嗓门，目光炯洁犀利，“我坦率地告诉您吧，你们提出的条件，对于我来说吸引力并不大，我这样说并不是标榜我超凡脱俗，而是说明我的事业在中国，在中国的蜗轮蜗杆减速器技术走向世界，而是在不久的将来占领世界市场，这是我的根，我为之生活为之奋斗的意义所在。”就这样，张亚雄将一年间便可变成“几十万元户”的财路义无返顾地截断了。
第二个质问似地雷被排除了，但第三个质问接踵而至：华盛昌齿轮有限公司虽然是合资企业，可代表中国的一方应该纳入国家的管理体制，你张亚雄怎么胆敢置本系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薪金状况于不顾，擅自制定本公司的工资标准，这样岂不在本系统制造不安定因素？
“这种质问在一定范围来讲不能说没有道理。”张亚雄坦诚地说，“可是问题却在于衡量一个问题的是非的标准恰恰不是一定范围，而是符不符合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大范围。要是还像过去那样在分配体制上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创造价值多少一个样，还有什么竞争，还有什么改革可言？”为了证实自己的话言之有据，她取出似乎事先准备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针对性地翻到有关条款，请有关人士自阅，来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本人述说到这里，读者不禁会问：以上这种具有“杀伤力”的质问还有么？
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听听张亚雄的肺腑之言：“可以这样讲，我每往前走一步，都要伴随着怀疑和质问。我到开发区两年多，质问也伴随了我两年多。什么谁允许你们把科研成果拿到合资企业去搞呀？等等，前后35个问题在我头上轮番轰炸。可是，大概是应了否定之否定结果是前进的哲理吧，结果同仁们说我变成了在老君炉里炼了七七四十九天的孙猴子，不怕烧不怕炸。”张亚雄说着，不知怎的眼圈却一阵潮红，“当然，我也是个人，而且是个有丈夫有儿子的女人，每被怀疑一次，总要在心里引起一阵伤感、徘徊和痛苦，甚至有时真想回家做个贤妻良母，可事后又欲罢不能。没办法，我背叛不了我们的科研成果，背叛不了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并使之走向世界的信念，我别无选择。”
张亚雄正是依靠这种不灭的激情和执著的追求，在必然中赢得自由。她虽然至今仍未被本系统某些人士所承认，可市场承认了她，企业的崭新局面肯定了她，蜗轮蜗杆减速器走向世界褒赞了她。
天津华盛昌齿轮有限公司现有职工88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46%，工人文化水平都在中专以上。本企业在“七五”期间承担的国家计委重点工业试验项目，1990年底便通过国家鉴定验收，获得国家科委确认的科技独创性成果24项，制定国家专业标准1项，计有2178个规格品种，申报国家专利2项。企业固定资金850万元，1992年预计产值1100万元（上半年已完成500余万元），人均产值约12.5万元，产值利润率20—25%。产量已超过国家计委预定的年产5000台的建设目标。
如果以上只是张亚雄和员工们潜心于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的开发，旨在把一系列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那么，张亚雄下一个总体战略将是以科技水平为根基，向国内外筹集资金，加深再投入的力度，把产品性能全面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国际市场上与世界名牌一决雌雄！去年，他们已经与德国生产蜗杆磨床的著名厂商克林贝格公司签署了合作生产三CNC四轴联动高精度蜗杆专用磨床的合同。有了这种高精度磨床，他们的产品质量不仅可以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且产量将提高6倍以上。届时，他们足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雄居鳌头，八面威风！
张亚雄：张者，姓也，开也，大也；亚，相似也，好比也：雄，骠悍也，骁勇也。天津华盛昌齿轮有限公司的昌盛与张亚雄阳刚‘气十足的名字有没有关系呢？
笔者只知道“华盛昌”取自于《易经》，而张亚雄的名字有何更深邃的文化背景却没有进一步考究。
或许“缘分”，会不会是两者的大文化内涵呢？
第二节 生活应该补偿她——“女老板”人物肖像之二
刘月琴，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一个充满美妙意境的名字，也是现任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华信地毯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名字。
在流逝的无情岁月中已经奉献了青春年华的刘月琴，身体单薄，脸颊显得有些消瘦，大概是连淡妆都来不得顾及，神色中带有些许憔悴。她时而决断管理人员请示报告的问题，时而应付一些难以拒绝的事务，轻声曼语，不急不躁，好像整个企业运转成竹在胸，料理得有条不紊，颇具章法。
柔和式的潇洒！
刘月琴出任华信地毯有限公司总经理，正是受命于企业的危难之时。
这个中美合资的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1989年至1990年连续两年急速滑坡，生产跌入低谷。难以启齿的亏损，销售渠道闭塞，原料供应不足，产品花色单调，产量月月锐减。公司内部管理混乱，仓库里堆放的价值200万元的地毯居然连个基本帐目都没建立。公司里的人随意带领亲朋好友到库房买地毯，在库房里裁地毯。由于生产任务不饱和，车间里人满为患，员工扎堆聊天。面对这种局面，主管生产经营的外方总经理一筹莫展，感到纵有回天之力也难以收拾这个烂摊子，最后一走了之。
华信地毯有限公司真的是“蜀中无大将”，无人能够担当挽救公司的重任么？
有。董事会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将华信地毯有限公司起死回生的重任压在当时任副总经理的刘月琴那瘦弱的肩膀上。
“她行么？”有人发生疑问。
“外国老板都已经是‘猴吃月亮’，我们再叫一个女人去挑大梁，这不打镲嘛（天津语，意为胡闹）？！”有人干脆发出非议。
“她行。”有人来个大包大揽。
“说说有嘛根据。”赞同者在寻找充分依据。
——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板，撇开别的素质暂且不讲，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必须懂行，用毛泽东的话讲为“里手”，刘月琴首先具备这一条。
刘月琴从18岁参加工作那天起就在地毯厂，至今已有24年的历史。在这24年的工作资历中，她担任主管生产的车间主任和副厂长的时间长达16年。毫不夸张地讲，她对地毯生产的每一道工序不仅都硬碰硬地干过，而且对整个地毯的生产流程以及管理之道也“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又会生产技能，又懂生产管理，好比具有了鸟之双翼，怎么会飞不起来呢？
“可那是在国营企业，这是中外合资，不能相提并论！”寻找依据者又往深处掘一层。
——她不是已经在中外合资企业担任了一年时间的副总经理了么？这段时间实际上对她是见习，是个“进修”，甚至也可以说是交“学费”。
“有道理，可不知刘月琴干不干？”
——我干。刘月琴一锤定音。
“有嘛条件？”
——我来实行全员承包。
“这可是背水一战呵！”
——我虽然不了解什么叫“隔山点兵”，但对于韩信的“置死地而后生”的做法还是理解一些的。再说，搞“全员承包”，实际上是人们常说的“风险大家担，效益大家创，利益与贡献接轨”。这样做既不同于大包干，又不是铁饭碗。
“那你就大胆地干吧！”
——我是会上心的。
就这样，刘月琴健步登上将使华信地毯有限公司起死回生的舞台。
可是，实行全员承包，首先将突破口选在哪里？
制约企业生命的关键是销售。
对。就将实行全员承包的“实验田”放在销售环节上！刘月琴当机立断。
同时，刘月琴也清醒地意识到，华信地毯有限公司在全国地毯厂家中是个名符其实的“小老弟”，规模不大，知名度小，而生产的地毯其销售渠道只是在天津，在外地的销售点寥寥无几，要把华信生产的地毯推向国内市场，等于在同行业里嘴中夺食，在目前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难哪！
所以，刘月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首先派出公司5名销售员，分头到全国各地市场搞调查。然后根据调查研究结果，制定了“先北后南”的销售战略。
为了尽快抢占北方的地毯销售市场，第一步刘月琴采取“天女散花”的战斗方案，公司5名销售员倾巢出动，除天津外每人在华北、西北和东北地毯销售市场布点36个，薄利多销，保本也销，主要用于扩大企业知名度，广开销售渠道。
4个月后，华信地毯有限公司在“三北”地区的销售点已是星罗棋布，并且知名度大增。于是，刘月琴又不失时机地对销售员采取了“定片、定售销量、定工资”的承包形式。
这一年，尽管“三北”地毯销售市场呈疲软状态，华信地毯有限公司却当年实现利润85万元人民币。
转年，刘月琴指挥公司5名销售员挥师南下，抢占中南西南地毯销售市场，并且对销售员采取以回款为依据实施利润提成，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这样一来，不仅上半年实现利润650万元人民币，而且将过去拖欠公司的48万元人民币也追了回来。
随着公司销售渠道拓宽，使企业从一蹶不振中奋起，在经济上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刘月琴决定在“人”的问题上动大手术。
刘月琴针对生产车间人浮于事的现象，提出由生产车间自己承包，条件是“定额定资，人数不限”，即：增人不增资，减人不减资。车间根据公司下达的生产指标，自己决定用多少工人。
这样一刀下去，车间将原来的39名工人只保留18人，余下的21人给一定的生活保障金，“放长假”。上岗的18名工人，车间严格按照工序化解：定岗、定员、定额、定奖励指标。将职工利益与企业生产状况紧密挂钩，息息相关，使职工真正感到“干多没白干，干少拿不到钱”。从而，实现了“人人扛目标，人人有压力”，“厂荣我荣，厂衰我衰”。工人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华信地毯有限公司由于实行全员承包，真正撤掉了铁交椅，打破了铁饭碗，取消了铁工资。
那么，有人或许会问：在中外合资企业，铁饭碗和铁工资都好解决，而铁交椅依然是个棘手的难题。外方老板毋须讲，而中方的头头脑脑或多或少都有“背景”，搬掉哪一个都是“太岁爷头上动土”。刘月琴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上乘表演？
“不敢撤掉铁交椅，实行全员承包就会流于空话。”刘月琴这样说。
那么，刘月琴又是怎样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