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说，力不从心的事情不能办。
3. 不该管的闲事不能办
就管事者而言，大体有两种思想：一是只要是自己愿意管的都不是多余的；二是君子成人之美，两者都是从自己的愿望出发，判断何事该管与否。办事，除了自己私事完全归自己管之外，涉及到他人的所有事，都要视被管对方的要求而定。人家需要你去参与策划或从中斡旋或锦上添花时，那你就该伸出友谊的双手，献出你的智慧。但如果只是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无辜地伤害第三者，那就有“助纣为虐”之嫌。再有，不管你心肠多热，态度多诚恳，但如果对方不需要你管，那么，你的行为也就等同于管闲事了。
管了不该管的闲事，对方不但不会领情，在他看来还会认为你多管闲事，瞎逞能，到头来你吃力不讨好，白受气一场。何必呢？
因人制宜把事办
我们在办事时应注意因人而异、视人而变，切不可不分场合，不顾人物性格，没有分寸地为所欲为；也不可在任何情况下总以同一方式“以不变应万变”。用固定招式对待每一个人，这样吃亏的是你，失败的是你，不得人心的还是你。
1. 面对过分拘谨的人
这类人的特征是，就算你很客气地和他打招呼、寒暄，很热情地与他交谈，他有时也会表现得很冷漠，不在乎你，不理会你。在交谈时，他通常不会注意你在说什么，有时甚至根本没听你在说。碰到这种人只要你花些时间，去仔细研究观察一下他的一举一动，兴趣爱好，注意从他的言行中寻找出他真正关心的事情来，你就会得心应手。开始时，你可以随便和他闲聊，只要能够使他作出简单的回答或细微的反应，接下来就好办多了。你可以在他感兴趣的问题上，引导他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使他逐渐投入到与你的交谈中，他便会打开话匣子，你的负担便会大大减轻，至于以后的事情那就不用多说了。你必须始终注意把握的一点是，每个人都有他感兴趣或予以关心的事情，只要你稍加留意，然后有意触及，他便会“滔滔不绝”地和你说话。因此你要好好掌握并利用这类人的性格心理，成功地与这类人交往。
2. 面对爱好表现的人
有这样一些人，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喜欢表现自己，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也不管自己行还是不行，对还是错。如果他露了脸，他便会到处张扬，要是砸了锅，也不要紧，还有成千上万条理由可以拿来搪塞。总之，他忘不了表现自己。对待这种人，最好的办法是站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因为有时你明知他会出纰漏，好心提醒他，他不但不领情，反而会认为你嫉妒他，甚至记恨你，等他真的出了问题更会怪罪你，说是你使了坏。这类人很少冷静，他们总是热血沸腾、跃跃欲试，做事不假思索、草率决断，甚至为了表现自己的“果断”而招致意料不到的损失。所以，当你遇到这种人时，一定记住不要阻止他的自我表现，偶尔做一次配角似乎并不算什么，但为了避免由于这类人的草率和“果断”而造成的麻烦，你最好在适当的时候牵制一下对方，或在必要的时候提醒一下他冷静从事。
3. 面对城府较深的人
这些人不肯轻易让别人了解其心思和想法，世故圆滑，不愿被他人操纵或总想使人不知不觉中落入其精心编织的圈套。他最大的特征是说话不着边际，一旦涉及正题便“环顾左右而言他”，使你产生摸不着头脑和不知如何应对的感觉。事实上，在他的不着边际和“环顾左右而言他”之间，他能迅速了解和掌握你的想法和动机，然后争取主动，使你处于被动和服从的地位，被他牵着鼻子走。也有些人纯粹就是为了逃避矛盾，保全自己，使自己永远立于旁观者的地位，这样你只会感到无从下手。对待这种人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彼此之间保持一种平等而互不干涉的局面。而当你必须要与这类人合作时，你就有必要先花一番心思去探察对方的真实想法，然后运用诱导的方式使其露出“庐山真面目”，或者你干脆坦率直言，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并请其也实话实说。如此也可减去由揣测、诱导手段带来的信息不准确等麻烦。
4. 面对傲慢无礼的人
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自视甚高，目中无人，总以一种傲视一切、举止无礼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如果你身边有了这种人，一定经常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而且周围的人都对这类人持排斥的心态，很显然这样的人是典型的最不受欢迎的人。但既然现在我们必须面对这种人，也让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对付他们。不卑不亢，是对待这种人的第一个办法。不论这种人怎样盛气凌人，我们绝不自认卑微，或同样地虚张声势，这样的话，你就会白白地费神费力，甚至会两败俱伤。第二个办法就是少跟他啰唆！在这种人面前，你说话应干净利落，少跟他啰唆，免得给他增添气势，无形中为他增加无礼的机会。如此他就不得不有所收敛。
办事要权衡利弊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聪明人办事，在注意其利益的同时，也不忽视与之相伴的害处。他们往往能兼顾利害得失。在这点上，我们不妨吸取古人的经验和教训。
汉魏时，朝廷对羌中鲜卑人归降的多安置在塞内各州郡。后来鲜卑人势力日益膨胀，经常在关内寻衅闹事，挑起民族矛盾。杀害地方官，侵扰附近村落，渐渐成为祸害。晋代时，侍御史郭钦给出了正确办理这件事的方案，他请求朝廷乘平吴的余威，把鲜卑人分散到内地或边疆，加强交通要塞，真诚地对待少数民族。朝廷对这个处理方案没有采纳，后来终于出现了五胡闹中华的混乱局面。
通常只有乘开国的势头才可扬威边疆，错过机会去办就很难有所作为。宋初不能立威于契，终使金、元外族之祸持续不断；明太祖朱元璋向北驱逐金、元，威风行于沙漠戈壁；明成祖朱棣定都燕京，多次征服胡人，并重修万里长城以御之，这样办事可谓深谋远虑。
北宋时，西夏主李继迁骚扰西部边疆，保安军擒获了李母。宋太宗想把她杀掉，犹豫不决，请枢密使寇准商议此事。商议定后，寇准回家路过相府，将结果告诉宰相吕端。吕端问：“这件事准备怎样处理？”寇准告之：“准备斩首，以惩戒凶逆。”吕端说：“如此未必合适。”他于是进见皇帝说：“从前项羽欲烹高祖父太公以示威于高祖，而高祖却说愿分得一杯羹。举大事者是不顾父母的，何况李继迁是个不孝之子呢。陛下今天杀其母，明日能抓住李继迁本人吗？如若不然，只能增添其对宋的仇恨。臣以为，应将李母安置于延州，好好服侍，以招来李继迁。他即使不降，也可用此事拴住他的心。”太宗听罢称赞，以此为理。后来李继迁母死于延州，李继迁死后，其子投诚。
《韩诗外传》中也有类似的故事。
楚庄王欲动员大军攻打晋国，并武断地决定：“此事我已决定了，敢再谏者死！”此时，孙叔敖挺身而出，冒死劝道：“我院里有一榆林，前天，我在林中偶见一只蝉，正欲去饮露水。这时其身后却有一只螳螂，正做捕食之势。然而螳螂也没有发现有一只黄雀早已瞄上了它。同时，树下一孩童却正张着弹弓向黄雀瞄准。而那孩童忽略了脚边的一个大洞。他们都只为眼前的利益所惑而不顾身后的危险呀！现在晋国未衰，而大王欲讨之，情形不也是一样吗？”听了这段话，楚庄王终于收回了成命。
当人被某事某物所惑时，往往会不顾利害得失匆匆行动，从而不免受挫。相反，兼顾利害得失者，无论办什么事都不会陷入困境。
办事要兼顾得失
有的人在办事时，无端生出许多烦恼，这都源于利害得失间的矛盾。如果单纯就事论事来讲，利害就是利害，得失就是得失，两者泾渭分明，水火不容，但是从人的生活整体而言，利害得失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同一件事情。
春秋战国时期的宓子贱，名不齐，是孔子的弟子，鲁国人。有一次齐国进攻鲁国，战火迅速向鲁国单父地区推进，而此时宓子贱正担任单父宰相。当时正值麦收季节，大片的麦子已经成熟了，不久就能够收割入库，可是战争一来，这眼看到手的粮食就会让齐国抢走。当地一些百姓向宓子贱提出建议，说：“麦子马上就熟了，应该赶在齐国军队到来之前，让咱们这里的人去抢收，不管是谁种的，谁抢收了就归谁所有，肥水不流外人田。”另一些人也认为：“是啊，这样把粮食打下来，可以增加我们鲁国的粮食，而齐国的军队也抢不走麦子做军粮，他们没有粮食，自然也坚持不了多久。”尽管乡中父老再三请求，宓子贱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过了一些日子，齐军一来，把单父地区的小麦一抢而空。
为了这件事，许多父老埋怨宓子贱，鲁国的大贵族季孙氏也非常愤怒，派使臣向宓子贱兴师问罪。宓子贱说：“今天没有麦子，明年我们可以再种。如果官府这次发布告示，让人们去抢收麦子，那些不种麦子的人则可能不劳而获，得到不少好处，单父的百姓也许能抢回来一些麦子，但是那些趁火打劫的人以后便会年年期盼敌国的入侵，民风也会变得越来越坏，不是吗？其实单父一年的小麦产量，对于鲁国的强弱的影响微乎其微，鲁国不会因为得到单父的麦子就强大起来，也不会因为失去单父这一年的小麦而衰弱下去。但是如果让单父的老百姓，以至于鲁国的老百姓都存了这种借敌国入侵能获取意外财物的心理，这是危害我们鲁国的大敌，这种侥幸获利的心理难以整治，那才是我们几代人的大损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