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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前总理大臣吉田茂先生在《激荡的百年史》一书中曾指出：德川时代的太平稳定，停滞和孤立的260年，给日本创造了“社会资本”，打下了近代国家的基础。“……日本于德川时代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有了通用的语言，这同样是一项重要的遗产。”武士阶级所形成的官吏制度，也造就了一批具有组织能力的人才，有利于把他们培养成富有使命感和冒险精神的领导者。
1853年，美国准将佩里率军舰开入幕府的咽喉浦贺港，强迫日本开放港口。1860年，日本为缔结日美通商条约，派使节乘美国军舰横渡太平洋，从此驶入了国际现代社会。
人们开始寻求另一种取代幕藩制度的政治力量。此时的德川幕府政权，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了。
在空旷的大厅前骤然停步，四周寂静无声。昔日壁垒森严的二条城御殿，如今早已繁华落尽、人去楼空。三百多年的历史硝烟刀光剑影、战车与枪炮的轰鸣声，都被淹没在日本列岛四周滔滔的海浪声中，风消云散。没有莺声从脚下传来，将军府显得如此平静祥和。隐约可见阴暗的大厅内当年武士藏伏的卫士房，交错的隔板橱架、壁龛和附书院，拱形的双层折上格天花板，以及色泽依然鲜亮的隔扇画。阵阵凉气袭来，一时思绪万千。
1867年，德川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由江户返回京都，就是在这个大厅的一厅，将大政奉还给天皇。这个大厅从此成为结束德川幕府政权265年历史的最后舞台。
那一日，德川家族的最后一代将军，以沉重的步履匆匆走过莺声宛鸣的长廊，地板在他脚下发出尖锐而沉闷的叩问，每一声叩击都随着血液的流动，震撼着这个来历不甚明晰的日本民族之魂。从此不再佩剑的将军，匍匐在地，被迫向天皇交出了家族近300年的世袭荣耀。他以自己的勇气和明智，完成了政权的和平交接，避免了日本国的内乱与流血。
德川幕府陈旧的帷幕终于徐徐落下。莺声渐止，车马稀落，京都古城随着莺声地板的沉寂而空落。天皇亲政之后，果断迁都东京，日本国由此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序幕。
昔日将军府的莺声地板，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闲置无用，萧瑟无声。
与此同时，明治维新的步伐，却如汹涌澎湃的海浪，冲击刷新着这个海中岛国。
开放门户、撤藩置县、土地改革、停止武士俸禄、兴办民间企业、建立铁路电信邮、普及国民教育、富国强兵等一系列重大变革接踵而来。日本一般国民对此不仅没有抵触，反而采取了欣然引进西方文明的态度。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潜藏于后期稻作农耕文明深处，那种早期海洋民族强烈的好奇心与大胆进取精神，正在悄然复活。
随着明治时代绝对主义政权的建立，启蒙专制主义开化政策也开始盛行。曾经统领日本思想界多个世纪，被视为“国教”的中国儒学，首先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开明学者认为“仅用儒教作为日本道德的基础是不适当的”——儒道把获得利润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而阻碍生产力发展；儒学者大多保守，使人倾向顽固，不能适应今天的进步；儒道过度遵从尊卑有序、忠孝节义、重男轻女、重视太古而轻视现代；儒道不是“以理为师”，而是“以人为师”，容易养成自以为是的毛病。这种种理论上的不够严密之处，须以“洋药”来加以补充。一时间，废除汉字、改喝牛奶以牛肉代替米饭咸菜、“东洋道德，西洋技术”的呼声遍布全国……
这是一个天性崇仰先进文明、对优秀文化宽宏大量的岛国。自遣隋使、遣唐使起始，日本人已经显示出主动汲取外来文化的传统性格。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国民又以当年醉心于中国文化的劲头，开始争相输入西方文明，自由民权运动在先进的士族知识分子以及广大民众中有了广泛的传播。日本思想史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抉择，争端纷起，论辩激烈，经过几十年的批判梳理整合，最终尘埃落定，儒教佛学以变异、折中、修正后的“面貌”勉强存活。
继德川幕府顺从民意还政于天皇之后，也许可以认为，这是日本国第二次重大的改弦更张、自我更新。放弃——再放弃——一声惊世骇俗的“脱亚入欧”，终是置于死地而后生。
悠悠岁月，莺声地板只能在沉默中倾听，远处传来海岸线上翻天覆地的喧哗。纷至沓来的脚步，一次次从御殿的边缘擦肩而过。暮春时节，凄美的樱花纷纷飘零，洒落在丰盈的河面上，然后一瓣瓣一朵朵顺水汇入大海。
沿着正厅向前，叽叽喳喳的莺声又在脚下兴致盎然地重新鹊起。过黑书院和白书院，长廊曲折，拐了一个大弯，从黑书院的背后折回，往出口方向迂回返还。一路走去，脚脖上似有铁链捆绑，磨破了我的脚踝链声叮叮作响，持续不断；抬脚的瞬间，响声暂消，反弹的刹那，却分明听到了嗡嗡嘤嘤的回声，从地板缝隙之下传来。
那回声被自己的听觉放大，竟震得耳膜生疼。
19世纪末，日本国会初立，宪法赋予了天皇以超出立宪君主国家惯例的巨大权限。国力渐强，万事复兴，日俄战争与日清战争的胜利，使天皇的威望几乎上升到神的位置。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格局发生变化，日本参战，继而进退维谷。战后经济秩序大乱，丝绸出口减少，地震与灾害，至明治驾崩，形势急转直下。为挽救国内的经济危机与资源匮乏，昭和六年，野心膨胀到极点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率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三省，继而征伐华北，血洗中原，直至妄图摧毁美军太平洋舰队，偷袭珍珠港，因而招致美军的闪电般严厉回击，日本本土遭受重创，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
令人稍有不解的是，恰恰是在远征邻国的战火烽烟中，京都元离宫二条城，于1940年悄然对日本民众开放。那些日子，莺声地板上留下了无数男女老幼茫然而疲惫的脚印，没人知道今后的路在何方。
隐隐地，竟然听见了莺声的窃窃私语中，尚留有德川幕府封建时代残存的信息。
莺声啼血，莺声如泣。旧日莺歌燕舞的二条城，会被大势所趋的退潮席卷而去么？
1945年，日本宣告战败。日本国丧失了战前将近一半的领土，经济陷于崩溃状态。养无食，居无屋，通货膨胀，满目废墟。日本国内外要求废除天皇制和要求天皇退位的呼声日益强烈。1946年，昭和天皇发表诏书，宣称天皇不是神，自此，天皇失去了君主制的绝对神权地位。战后的日本在美国占领军的压力下，解除军队武装、废除政治警察、解散财阀、制定宪法，进行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从此开始“新政”并步入民主社会。万民一心励精图治，战后仅短短数十年，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穿越了300年历史烽烟而延绵至今的莺声地板，在沉重而惨痛的打击挫败中，再次被“激活”了。从德川庆喜还政于天皇，到天皇还政于民；从主权属于天皇，到主权属于国民——放弃，又一次放弃，又一次改弦更张，又一次洗心革面。这是一条何等完整的回归曲线，一次何等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一次何等壮观的飞跃。大起大落，大悲大喜。
莺声地板在我脚下发出低微的震颤，犹如一声声自强的呼号与警铃。
这是一个求实的民族，勤勉而自信、谦卑而又狂妄、顽强却又暧昧。这更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也许正由于没有历史因袭的包袱与负担，他们从来都是光着脚走过莺声地板，不必担心鞋子会弄脏地板，更不怕地板上的尘上会弄脏了袜子。
走完阴沉的御殿长廊，眼前的清流园阳光明媚。许多游人聚拢在建筑物一侧，屈膝仰脸往地板的结构底部张望——我看见厚重的地板缝隙之间，精心镶嵌的一枚枚铜子与钉眼。时光流逝，那铜子依然发出黯淡的光泽，钉子上略有锈斑，仍是完好如初。按此设计，人一踩上地板，铜子就会上下动弹碰到钉子，而活动中的铜钉在摩擦中，即可发出黄莺鸣叫般的声音。
莺声地板由此得名。
也许“莺声地板”还有更多的弦外之音，只是我们听而不闻或是闭目塞听罢了。若是不悉心辨别，那一声声微弱的回音，很容易就隐失在我们自己的脚步声中了。
§东北文化中的俄罗斯情结
现在我们所面对的这座城市，原名阿勒锦，清代称哈拉宾，至今仅有一百多年历史。而它的城市建筑、商业和贸易的兴盛，却与一个多世纪之前直至20世纪上半叶，大量俄籍犹太人、波兰人与白俄贵族的到来有着密切的关联。1896年，俄国获取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许可，哈尔滨逐渐成为东清铁路的中心。20世纪初，俄、英、日和捷克等国，在哈尔滨设立了总领事馆，德、法、意等国设立了领事馆，使得哈尔滨在后来的50年间，迅速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由于多国移民的聚集，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然而，在欧洲、俄罗斯与韩日等多种文明，与东北本土文化（黑龙江省本地的少数民族、关内的移民以及明清被贬斥流放的关内知识分子所共同创建的边地文化）的混合、交融与碰撞中；在一个世纪以后所收获的如此纷繁、杂糅、丰富的东北文化结晶与果实中，俄罗斯文化始终从中呈现出一条清晰而鲜明的脉络。为中国这个古老的母体，移植并输入了斯拉夫民族强壮的新鲜血液。俄罗斯文化对东北地区，其中主要是哈尔滨这个城市，从城市街道、建筑风格、市民的生活方式、家庭装饰、家具餐具、餐饮习惯一直到艺术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哈尔滨是一个有着鲜明异国血统的文化混血儿。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地辨认岁月与时间，在这座城市的许多角落所留下的俄罗斯文明烙刻的印痕。
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后，中俄边贸进一步发展。在21世纪全球化的背景下，中俄历史上文化交流进入了最为频繁、热烈、广泛的时期。在哈尔滨与东北其他许多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俄国商人，为我国带来了大量商机，带来了对于信息时代高科技文明的渴望，也带来了俄国商人的诚信与粗放。近年来的中俄文化交流，更多的是借助商贸之舟，例如服装、电器、音像制品，并以中国对俄国输出的形式得以流通。
1993年我曾访问俄罗斯，我对莫斯科城的第一印象，竟然觉得如此熟悉，似曾相识。可以说，莫斯科是一个面积被放大了多倍的哈尔滨，而且更为富丽堂皇、雍容华贵。或者说，我曾经十分迷恋与热爱的，具有浓郁的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哈尔滨城，在我亲临莫斯科的时候，忽然觉得哈尔滨很像是莫斯科的复制品，甚至像印刷精良的盗版图书。
东正教大教堂拜占庭风格的大圆顶与拱形穹顶，市区各种公共建筑物米黄色的墙体，建筑物外墙上的浮雕装饰，郊外别墅赭红色或深绿色的铁皮斜屋顶，阿尔巴特街的花岗石路……以至于我回到哈尔滨以后，常常发生幻觉，走在哈尔滨南岗与道里的某些街区，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好像是莫斯科城被整体或局部地搬迁过来了。
城市建筑是哈尔滨这个混血儿的外形。历经百年风雨，我们仍能欣赏到文艺复兴时期、新艺术运动、浪漫主义、折中主义风格，巴洛克艺术、古典主义复兴时期的各种代表作品的建筑实体。比如毁于“文革”的精美绝伦的尼古拉大教堂、圣母守护教堂和圣母安息教堂、具有巴洛克艺术风格的秋林公司、艾尔诺贝新艺术风格的莫斯科商场（现黑龙江省博物馆）及马迭尔饭店；极具俄罗斯建筑风格的标志性建筑如原苏联领事馆、典型的俄罗斯式木结构建筑群的松花江江上俱乐部，等等。在曾是远东地区最大的索非亚大教堂，20世纪90年代被命名为哈尔滨建筑艺术博物馆里，我们能完整地阅读到哈尔滨城市建设，百年兴盛的历史图片。
俄罗斯的建筑艺术文化，在时间的流逝中，将哈尔滨这个混血城市的体魄、肤色、五官与习性，逐一加以修正，并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哈尔滨市民的居住与生活方式，直到80年代，走进哈尔滨市民的家庭，仍能看到被粉刷成各种颜色的墙壁，并在墙壁与天花板的连结处，刷有图案优雅的装饰腰线。这种从二三十年代延续下来的房屋内装饰，在当时完全缺乏房屋装修概念的中国，无论在中原与江南，都是鲜见的。哈尔滨市民有较多家庭使用镶有铜柱的欧式古典席梦思床，在90年代之前一直流行腿柱粗大、结实笨重的俄式家具，颜色以黑色与深咖啡色为主，配有酒柜与衣帽架，而餐桌通常是长方形与椭圆形的。由于寒冷的气候与漫长的冬季，俄式的门斗、牛皮铜钉的厚重包门，也被哈尔滨人以各种方式接受、仿制或略加改造。较为富有或略有知识的家庭，以十字绣或白色钩线的窗帘作为装饰，室内的陈设与摆件，也几乎与俄国侨民之家大同小异。90年代中俄通商以后，哈尔滨很多普通市民家庭，都拥有俄罗斯的铜质茶炊、木质彩绘套娃等俄罗斯工艺品。而那些具有俄罗斯古典风格或近代巡回画派的油画作品，也较多地被哈尔滨人喜爱并作为教科书学习临摹。
这个混血儿生长在多语种的环境，逐渐开始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但仍以俄语的覆盖面为最大、普及力度最强。我1969年从杭州到北大荒上山下乡，在佳木斯附近的鹤立火车站下火车，最早接触的一个外来语词就是“热特”。是“热特”把我们南方知青从颠簸的公路上拉回连队去的。“热特”是胶轮拖拉机的俄语发音，被直接引用过来。后来，逐渐知道了还有“喂德罗”（铁皮桶）、“布拉吉”（连衣裙）、列巴（大面包）等俄语词汇，都被东北人熟练运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哈尔滨的大学至今拥有全国师资力量最强的俄语专业。俄国侨民的俄文出版物已成为哈尔滨出版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40年代开始，苏联歌曲开始在中国悄悄流行，到50年代达到顶峰。1977年我到哈尔滨上学读书，了解到哈尔滨是一座热爱音乐的城市，但不知道是否与苏俄文化的影响有关。然而俄国音乐与苏联歌曲却是被哈尔滨人熟知的，50年代出生的整整一代人，在至今记忆犹新的“老歌”中，其中苏联歌曲占去了很大一部分。凡在哈尔滨出生长大的人，许多人都能用俄汉两种语言演唱。1993年我去俄罗斯访问，在与俄国作家的交谈联欢中，同去的几位东北作家大唱苏联歌曲，使俄国作家大为惊讶与兴奋。他们说其中那些50年代的流行歌曲，连他们自己都已经不会唱了。50年代中苏关系蜜月期内，中国城市的许多中学都设有俄语班，我亦有幸学过3年俄语，虽然多年不用，但至今有许多单词仍朗朗上口。
至于这位混血儿的口味呢？自然是俄汉兼收并蓄的。哈尔滨的饮食文化，受白俄的影响甚深。金碧辉煌的华梅西餐厅仍是哈尔滨俄式大餐的招牌餐馆，近年来更有“波特曼”等后起之秀，将俄式美餐继续发扬光大。中央大街上的一些不引人注意的街角，留存着正宗的俄式咖啡屋与冰激凌店，装饰与口味都是别具风情的。我刚到这座城市的时候，曾对哈尔滨人在春夏的星期天，背着啤酒红肠面包酸黄瓜，到太阳岛晒太阳、在树林里跳舞唱歌的场景大为吃惊。后来渐渐知道，此类非中国式的休闲娱乐，亦与俄国人喜爱的度假方式有关。啤酒红肠面包，如今已成为哈尔滨人日常饮食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一个家庭的餐桌上，有一盘切成薄片的红肠，偶尔还有一碟黄油或是鱼子酱，然后，一边是稀饭与咸菜——它们被混淆在一起，在同一时间内，被人津津有味地交替享用。哈尔滨人十分善于将这两类完全不同的食物混合食用，将中餐与西餐巧妙地合二而一。尽管如此，当我在哈尔滨生活过数年，并吃下了无数哈尔滨的俄式红肠之后，我不得不公正地评价说：在中国，我走过那么多地方，也算尝试过不少美食，但哈尔滨肉联厂生产的正宗红肠，确实是国内目前自产的西式火腿冷食中，最最好吃的一种。
我们将谈到这位混血儿的着装风格。大家知道旗袍来自于“旗人”即满族的服装，但随着满族入关、300年后清朝皇室最终退位之后，作为旗袍发源地的东北，尤其是哈尔滨，旗袍已逐渐退出日常生活，成为某些社交和吉庆场合女士们的礼服。从20年代起，中间隔过了中苏交恶的六、七十年代，跳到80年代之后直至21世纪，市民的着装风格与审美趣味，越来越巧妙地吸收了俄式服饰的某些特点。从男士的呢子大衣、船形毛皮帽及高腰靴子、男式小立领的衬衫，到夏季女士五彩缤纷的连衣裙和秋冬的大围脖与大披肩，包括头巾的系法与前额盘卷的发型，在许多细微之处，都能见到俄罗斯服饰文化的悄然渗透。在某个大雪纷飞的冬天，走在黄昏的街头，从积雪被清扫干净的台阶上，走来一位戴着俄式宽檐礼帽的中年男子，他黑色的呢子大衣上飘落着白色的雪片，鼻子被冻得通红，身上微微散发着酒气。或者在夏季，一扇绿色的木栅栏门鲜花盛开，樱桃树上熟透的果子落在草地上，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挂满了白色的被单床单，在风中轻轻飘舞……此情此景，你会怀疑自己走进了俄罗斯小说中的某个场景。
但我却无法准确地表述俄罗斯文学对哈尔滨这个城市的影响。因为相比以上所述的那些有形的工业商业与建筑业等物质因素，文学的作用却是无形甚至虚无的。中国从上世纪二、四十年代开始大量翻译出版俄罗斯以及前苏联的文学作品，以及大量优秀的经典电影作品。我本人就是读着苏俄文学长大的。在我整个少年青年的成长时期，几乎读遍了俄罗斯和前苏联最有影响的小说、戏剧与散文。我们熟知前苏联以及俄国最优秀的作家与作品，这些作家与作品，滋养了整整两代中国人。从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理、契诃夫一直到肖洛霍夫，他们所提供的思想与艺术养料，曾经那样强烈地唤起过我的激情与良知。我相信哈尔滨的读者也同样如此。哈尔滨曾是一个热爱诗歌的城市，战后以及和平建设时期，哈尔滨也曾产生过许多宏大叙事的文学作品，这也许是东北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之一。我只是希望在此提醒诸位，作为西方现代主义的重要鼻祖之一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中复杂的人性深度，对苍凉人世的恐惧以及对人的心理解析，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渐受到中国读者重视的。然后是艾赫玛托夫、斯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等现当代文学巨匠的伟大作品，在类似的社会体制和文化背景下，有如茫茫大海中微弱而温暖的灯塔，引领着我们在黑暗中寻找光明之岸与灵魂的栖息地。
我已经谈到了，俄罗斯文化在历史上对东北以及哈尔滨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形态所产生的种种影响。但我最后想表达一点粗浅的个人看法：无论东北文化中具有怎样浓烈的俄罗斯情结，无论啤酒、烈性酒和面包等表象事物给予我们多少文化的假象，东北人依然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其貌似混血儿，而在骨子里依然以农耕文明与儒家文化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当俄罗斯文学丰厚的乳汁注入这片黑土地的时候，黑土地并不会轻易改变它的颜色。宗教作为一道精神的分界，划开了民族间根本的文化差异。哈尔滨随处可见的东正教、基督教教堂，以及大量的基督教徒所信奉的基督教文化，从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东北移民族群的性格特征与文化属性。俄罗斯情结更多的仅仅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上，那是物质的、感性的，几乎从未真正进入过思想与精神领域。乐天知命、安于现状的东北人，几乎与斯拉夫民族的忧郁、感伤、孤独的精神气质和苦难意识毫无共同之处。很难想象在哈尔滨的车站上，会像莫斯科地铁里那样，有很多人利用上下班时间在阅读文学书籍；很难想象在哈尔滨会有人饿着肚子去听音乐会；很难想象会有哈尔滨人好意思拿着一枝玫瑰花去送给自己心爱的人。这是一个信奉实用主义的国度，是一个历史悠久得几近衰老的国度。当年轻而雄心勃勃的彼得大帝，下决心在暴风雪肆虐、寒冷的芬兰湾附近洪水泛滥的沼泽地边上，建立起新的帝国之都，为俄罗斯开拓未来的出海口时，斯拉夫民族已经证明了自己梦想的能力。今天的俄罗斯，正在追求民主自由以及物质文明的道路上，艰难而勇敢地前进。因此，今天的中国人、东北人、哈尔滨人，仍需要谦虚地向俄罗斯学习，去发现那些隐藏在俄罗斯音乐、绘画与文学中，为我们所忽视、所不屑的对于真诚、崇高、神圣、激情的渴求，那是比俄罗斯银狐领大衣、矿产森林和其他物品都更珍贵的精神资源。
（2003年8月，在哈尔滨“中俄文化：凝视与对话”主题论坛上的发言）
§游子文化的现代性
浙江德清是我的外婆家，是一块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土地。这次“中华首届游子文化节”由德清县委发起并举办，体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延续。我在19岁那年，曾下乡到德清洛舍公社所属的陆家湾大队，然后又离开这里走向遥远的北方。今天的“游子文化论坛”，对于我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当年，一条孤独的小船划过烟波浩渺的洛舍漾，载我从这里出发，离开了江南故乡，一去30余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游子”（或称游女）。而我的母亲，又是一位公认的“慈母”。所以在感情上，我对孟郊那首诗的认同，会更加强烈和亲近。
今天的人们大多都是在路上远行的“游子”。而“慈母”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意义上的慈母，应该也包括慈父、严母或严父。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孝道”，和当下的现代人所须承担的家庭责任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物质欲望增强，情感需求减少。家庭关系、父子关系、朋友关系、亲情关系都不同程度地变得疏离和淡漠。但是这种“破坏”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彰显出社会公共空间的增大、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加强，原先家庭成员之间生存的依赖性和互助性，自然会逐渐递减；子女与父母亲之间，传统伦理中所规定的那种人身依附关系，必然在消解之中。我们置身于现代语境下，试图寻求传统道德与现代精神之间的连接点：在这个物质时代，究竟有哪些文化应该摒弃清算，哪些传统应该保留延续。我们呼唤的是一种现代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真诚、亲情、关怀、尊重和理解）今天我们讲游子文化，已不仅仅局限于道德范畴，它应该比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具有更为丰富和深厚的精神内涵。
但是现实的情状并不令人乐观——事实上，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不信任，家庭成员之间的防范与戒备，疏离与冷漠，尤其是子女与父母的精神沟通障碍、子女成人后对父母的赡养责任逃避等方面，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冷酷与自私的倾向，某些极端的事例，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忧虑与关注。
古往今来，人作为一种具有精神与感情需求的高等动物，亲情、友情、爱情，都是我们生活的精神支柱。然而，亲情表面上看来温情脉脉，却蕴含着极大的杀伤力，在某种情况下会成为毁灭自己和毁灭他人的温情杀手，带来恶劣的后果。我们看到一些腐败事例的发生，表面上是为顾及子女、亲友、情人的生活前途，违规批条，甚至不惜挪用公款、贪污受贿。在这里，亲情其实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亲情的背后更多的是腐朽的宗法、血缘、封建残余价值观，比如封妻荫子、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等等，直至权色交易。这样的所谓亲情，恰恰是现代社会应当坚决摒弃的，并应以理性与法治加以约束的。
另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人群大规模流动，更多的年轻人为了求学、谋生和发展，远走他乡，或进入城市，然后逐步改变了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命运。其中有一部分“游子”，从此置父母于不顾，对于那些曾为抚育他成长付出极大辛劳的父母兄妹亲友和故乡人，避之不及，羞于认亲；无论在城市和乡村，争夺财产、为逃避赡养责任产生纠纷、虐待老人之类触目惊心的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究竟是什么样的客观原因，使得亲情作为一种延续千年的传统中华美德，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崩溃得如此迅速，脆弱得不堪一击？难道仅仅是道义的指责就能挽回的么？传统文化的老根是否需要重新嫁接新枝，才能萌发健康的新芽呢？
我们怎样才能够找到一个适当的立足点，能够从心灵的本源中寻求帮助？
社会机制和道德体系又该怎样整合，才能创造出有利于健康人性发展的外部条件？
我想以自己为例，来进行一些思考和回顾。
我19岁离开杭州前，曾在德清插过队，我所在的大队当时是非常富裕的。外婆特别疼爱我，经常从镇上给我送菜去。我在德清农村生活了3个月后，北大荒农场开始招收知青，我义无反顾地决定离开德清奔向更广阔的天地。外婆知道后很伤心，所以直到现在我都怀有一份对外婆的歉疚之情。后来我从北大荒到了哈尔滨读书，在东北生活多年，又到北京定居。30多年一直是个远离家乡的游子。但我父母对我是支持的，从来没有要求我为了照顾他们而选择回杭州生活，不会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我，这样的父母是可敬可佩的。因为文学同样也是他们的理想。父母与子女之间彼此的理解，是以精神追求的一致性作为前提的。
当年北大荒的生活当然是孤独和寂寞的。记得有一年，在我生日前几天，我收到了一个信封，一看地址就知道是杭州寄来的，信封比通常邮件要鼓些，软软的。打开一看，是一块白色的手帕，角上用红色的丝线绣了我的名字，是“抗抗”两个字。这个手帕是我妈妈寄给我的生日礼物，而手帕上两个红丝线绣的名字，是我妈妈亲自绣上去的。我妈妈从小出去读书，不善女红，但她艰难地、极具耐心地绣上了我的名字。我觉得这块手帕沉甸甸的，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它像母亲柔软的手掌，替我揩去劳动的汗水和思乡的泪水。70年代寄远程邮包很慢，所以妈妈选择了一个非常轻巧的礼物送给我；我妈妈不会织毛衣，所以她给我绣了这个手帕，这是我一生中收到过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我曾真真切切地体会过“慈母手中线”的那种情境。我觉得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亲情，上升为一种自然的感情交流和互相需求的友谊，甚至同责任无关。
上个世纪70年代，知青家长都在找后门、找关系把子女办回城里去，大多数人都采取非常实际的办法来帮助自己的子女改变命运。但是我的父母很不同，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支持我去学习写作，这是很多父母做不到的。因为成功的希望太渺茫了，“投入”和“产出”是不成比例的。即使能发表作品，也很难改变命运。当时我回杭州写初稿、去上海改稿的时候，工资和粮票都没有，我父母却尽全力帮助我克服困难。他们肯定没有想到过自己在经济、感情、精力等方面的投入，是否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由于这种理解和信任，我永远感激他们。直到现在，我有一些问题和困惑，还会同他们讨论。我虽然不能常常回杭州探望他们，但我会经常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能够时时刻刻感受到我的关切和思念。所以，亲情如果以信任、理解和交流作为前提，才能成为超越血缘关系和物质利益之上，一种精神寄托和自觉的要求。
基于以上的感性体验，我不太赞同继续沿用传统的“孝文化”这一概念。“孝”是一种被社会规定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人人所应当遵守服从的道德操守，带有强制性和公共舆论的监督性质。进入21世纪的现代社会，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早已破除了“父父子子”长幼尊卑的传统儒家文化的家庭等级观念，以及养儿防老的“投入——回报”关系，而更多地体现出平等、尊重、关怀和理解。“二十四孝”的历史故事中，把肉割下来给父母煲汤，发生在物质极度匮乏和贫困的情况下；“父母在不远游”产生于交通、信息极不便利，疾病频发的时代。而现在，除了献血捐肾，等等特殊情况，父母亲需要的更多是我们平平常常的爱心。比如陪父母说说家常话、关心父母的身体状况、买一些安全实用的老年保健用品；远游在外的儿女，能常常与父母通电话；条件许可的话，把父母接过来同住，与父母一起去旅游。在饮食起居之外，更注重老年人的精神需要，帮他们排遣孤独与寂寞。尊重父母的兴趣爱好，不干涉老人的感情选择，等等。这种关爱，才是老人真正需要的。有的人其实平时对父母非常冷落嫌弃，在父母过世以后，却举办铺张的葬礼建立豪华的墓地，以此赢得一个孝的名声，或是炫耀自己的权势。这样的孝文化，不是当代社会所应提倡的。
面对无可回避的全球化浪潮，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复兴，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个民族整体的文化教育水准。在传统文化中，我们可以提取例如“责任”、“良心”、“国事家事天下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精华遗粹；在西方文化中，我们可以学到爱心、尊重、理解与人道主义原则。否则“道德重建”仍是空泛而无力的。在急速变化与转型的时代，亲情不断遭遇“代沟”的拦截，于是，沟通与宽容，便成为两代人之间的精神通道。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清醒和勇气正视现实，我们会看到，传统意义上的“孝道”，在这个充满激烈竞争、高风险的时代，已经不可能按照传统的样式来复制和粘贴。游子们和虽不远游但身心疲惫压力巨大的儿女们，如何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长久地侍奉在父母身边？一个强大的民族不允许它的主要生产力，陷入老弱病残的拖累之中——由此，症结最后落在一个非亲情的实际问题上：如果没有相应完整的、人性化的社会保障，没有相对完善的社会服务，亲情只是一种虚幻或难以实施的愿望。这将是今天这个论坛所面对的实质性难题：游子们要有爱心，但爱心是以心的方式体现，还是以爱的方式显现？当“爱”（行动）与“心”（愿望）在时间支配上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应当更多地服从于事业（即实现民族复兴的必要行为）还是服从于情感和道德（即文化传承）的要求？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冀着一种两全其美双向兼顾的结局。那么，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介入与完善，将是一个使亲情真正能够到达、迫在眉睫的基础建设工程。
（该文为2004年参加浙江德清首届“游子文化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