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忠告：你对命运说“不”，一切就变得不那么苦。
——《绿宝石的眼睛》
我在一天时间里，从日本到印度，又经西欧、东欧，再横越太平洋到美国，把个拥挤的地球，急匆匆走了一圈。
我没有乘坐航天飞机或运载火箭那种现代交通工具的机会。我只是用我的眼睛，从一排排变成了中国方块字的小说译稿上，兴致勃勃地走过去，像小时候跳格子，或是像坐火车时望着车厢连接处下疾驰而过的铁轨枕木。我发现世界上凡有火车的地方，车厢车头可以千奇百怪，但那作为铁路基础的枕木，其坚固的程度几乎无一相异。我环绕它，巡视它，无论在地球哪个遥远的角落，我都听见那个固执的声音对命运所作的回答。
那是一个由女人自己塑造的地球，这颗太阳系中惟一有生命居住的行星。我不认识天涯海角那些肤色、眼睛、头发各异的女作家，我只看见一颗颗女人的心。那是浸透了苦难的土地上长出来的果实，也许它酸涩，也许它泛淡，但我知道它们每一颗都饱含爱的浆汁。
女人从来用自己的心写作。一个男人说过。那也许是最自然、最自由的写作动机与境界。（脑子里长满荆棘、布满岩石？）心，是一湾温柔的湖、一泓清澈的潭、一片澎湃的海。当你远征去、凯旋归，当你踌躇满志，当你筋疲力尽，你都会不顾一切地奔向它的怀抱，洗涤你落满伤痕、尘土的身体和灵魂。女人的心灵是一块奇妙的再生之地：生命、希望、力量和爱情。
她自己或许变成了一页页稿纸、一本本杂志。用那些被男人垄断了几千年的文学，在蓝汪汪的大洋里，拼出自己的陆地，拼出一个自己的五大洲。应该说没有女人是不会有“人间”的。那么没有女作家呢？很多个世纪以前，谁是第一块从海底升起的礁石？（班婕好？蔡琰？）那个跛足的文学巨人瘸着一条腿走了许多年，终于走不动了。他说被历史锁在他脚脖上的女人，用千年的泪水蚀锈了他的铁鞋，露出苍白而健全的脚趾。她们说她们原来就是那另一只脚。
从此那一只脚落下的地方，就有了自己的脚印。她们不再按照男人的意志来解释、理解这个世界。她们本来就是为了创造而降生的。那些个易感的心灵，束缚得太久，归还得太迟了。她们生来是为了创造——创造真实的人类和人类的真实。她们要证明自己。
于是便有了我“坐地日行八万里”，遥瞰的一块新大陆——面前这6篇不同国籍的女人所写的作品。
其实也许算不了什么新大陆。无论是故事内容，还是写作技巧，或是语言、构思、人物，都没有我们期待的新鲜玩意儿，甚至也没有沾一点时髦的诸如新小说派、结构主义、魔幻现实的边边。它们是规规矩矩的良家女子，从生活的现实到现实的生活。平凡、琐碎得我几乎都失掉了兴趣。
在这个男人暂时被束之高阁的世界里，女作家们似乎永远在重复一个古老而陈旧的弱女子的故事。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生存、婚姻、晚年。爱情、事业、独立、平等……
不幸的女人和女人的不幸——难道这就是女性文学、女性作家们永恒的主题？
那个跛足巨人走得多么沉重、多么迟缓、多么犹豫呵。
会写字的女人，用字母、字块辛辛苦苦垒起的大陆，又被永不平息的大潮所吞噬。
我记得自己说过：我愿意首先作为一个作家，然后才是女作家。
那年在庐山参加笔会。一日，听说有人找，以为会和什么老朋友重逢。门口却站着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三十出头，神色恍惚。她抓住我的手，眼便湿了。坐下，无话。好一会儿，才知她专程从南昌追来，为了要同我谈些心里的话。心里的话多半不是什么快乐，周围的人，怕是没一个愿听，才专门要找作家。她有两个孩子，南昌有一个不准她看书交友的丈夫。自己在外地的工厂，回一次家，便要挨一次打。本来早可以“离”了，只是因为她多病，偏不能服用任何抗菌素，病倒了，无可救药。万一有三长两短，孩子留给谁去？想也不忍。广州有个十几年前的男友，主动来寻她，她偷偷去了广州，以为心里那十几年的债，可找着了主人。可是从广州回来，爱却不见了踪影。究竟离是不离？调是不调？爱是不爱？千头万绪，走投无路……我留她住了，要帮她出主意，却只是一个劲儿问：“你跟你丈夫，到底过不过得下去？”她只是一个劲儿含糊其辞：“那孩子呢？”……一同下山到了南昌，以后又通了一阵信，她最终还是自己同自己纠缠不清。我便几乎要对她发火：既然过得下去就不要抱怨，要抱怨就快下决心。她再没有回信来。我有一阵很内疚。那时我才明白，做了母亲的女人为着孩子是这样犹疑不决的。我实在不是一个完整又标准的女人。
“信子两手捧着茶盅，透过窗子眺望那过午的大洋彼岸。”
客居美国的日本女作家米谷富美子的《远方来客》，就是这样细致入微地展现了一片女人的内心世界，细致得几乎不厌其烦。作者越是不厌其烦地描写主妇那种细碎、沉闷、辛苦的日常生活，平静记叙主妇对于自己同弱智的儿子、暴躁的丈夫之间的冲突以及对大洋彼岸的日本家乡的怀想，越是可见主妇无可解脱的困境。这种沉闷与琐碎没有惹恼克己宽容的女主人公，却终于惹恼了读者，使读者对这个本为自立而出走，远涉重洋同一个美国人结婚的女子，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建立了一个不平等的家庭产生隐隐同情。女主人公信子患精神障碍症的儿子从教养所回家度假，从此成为她家庭的“客人”，而信子又将成为这位“客人”，成为这个家、这块国土永远的“远方来客”。在信子与儿子、信子与丈夫、丈夫与儿子之间，处处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精神障碍，真是一个严肃而冷酷的嘲弄。在那个永远无法摆脱的矛盾中，信子作为母亲，或许是胜了；作为人，或许是输了；作为客，或许是麻木了。但作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她仍会坚忍地活下去，为着她永远的义务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