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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尔的作品数量很少，从1936年到1957年，苏联再也没有出版过他的作品，直到1954年苏联最高军事法庭作出为巴别尔平反的决定。至1986年，意大利《欧罗巴人》杂志评选一百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榜首。巴别尔的小说像一粒体积极小而质地无比坚硬的稀世钻石，在阳光下反射出多棱角的光泽。读者和写作者，可以从奇巧的构思、多变的文体、凝练干净的语言、惊人的观察力、不动声色的细节描写、马蹄般轻捷迅疾的叙事方式、“景物”书写中近于魔幻的想像力，还有复杂的思想内涵等许多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和学习。但对于我来说，巴别尔作品最重要的品质是：对自己的诚实。这种诚实，表现为他敢于向犹太人的“天敌”学习，敢于在作品中直面自己心灵中最隐秘的痛处的勇气。
巴别尔属于那种经验型写作的作家。在他的大多数短篇小说中，作者都是“在场”的。即便是用第三人称叙述，读者仍然能感觉到作者的“在场”——不插嘴的冷静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他的文本价值主要是“呈现”的真实感。但写作者最困难的就是“呈现”中“我”的位置。近年来曾经风行的“零度写作”，强调“无我”和“我”的缺席；可是巴别尔的小说却是“有我”的。有“我”在场的呈现，竟然能够做到如此“客观”，这恐怕也是巴别尔很难仿效的原因。一方面，“我”在观察时，只带着一双“我”的睁大的眼睛，而忘记“我”的头脑存在，让“我”的情感暂时退场；另一方面，在记录时，努力控制克服矫正“我”的偏见，让那个充满矛盾的“我”凸现出来。这种“我”与“他们”的微妙复杂关系，构成巴别尔作品独特的魅力。
巴别尔小说的叙事价值，目前一般都集中在对他故事的高度浓缩和语言简洁的评价上。他的短篇小说有点像病理报告的切片，每一刀都下得又狠又薄。但我却对巴别尔的“极简主义”心存疑窦。我并不赞成小说语言应当“像电报和填写银行支票一样准确”这种说法。因为文学语言如同数字一般的绝对“准确性”，有违文学的基本常识。巴别尔小说中，有许多按常规应当展开描写的故事或细节，都被他省略或一笔带过了。我甚至怀疑他是否由于素材的准备不够充分。在《骑兵军》全书中，始终没有出现过“货真价实”的骑兵军战斗场景，这也许是由于巴别尔仅参加过很少几次战斗。文字的简练无疑是写作的美德和才能所在，但在关键处若是“简练到无”，会有一种断裂的缺憾。
严格说，《骑兵军》中的短篇小说，并非每一篇都是“经典范本”。其中某些篇目给人一种“重心不稳”的感觉，结构不“端正”，更像札记和随笔，结尾往往仓促而止。不像契诃夫莫泊桑的短篇那么中规中矩或头尾呼应，也不像卡尔维诺小说具有深刻的寓言性和现代性。《骑兵军》中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可以明显看出巴别尔对于文体探索与实践的兴趣。书信体、对话体、有时甚至只是某个场景，有时是一个截面或是片段，有时甚至根本没有人物，而有的人物却是反复出现的（例如师长萨维茨基）。但是，也许正因其文体之特异，才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因素。惟因其不拘一格的独创性，《骑兵军》的铁蹄才能在巴别尔辞世65年之后，仍然在全世界的土地上疾驰。
掩卷后我曾产生过一种有趣的联想：《骑兵军》其实是用“分解”的方法进行构思的。这一篇专门写这人的五个脚趾头，那一篇写这人的眉毛，再一篇是写他的头发。每一篇都是哥萨克的一个局部，然后，三十几篇小说合起来，汇集成书。一页页读下去，一个局部一个局部连接起来，越来越清晰，最后变成了一个剽悍、精壮、完整的哥萨克人体——群落。而其中的每一根毛发、每一块血肉，都可以提取出哥萨克人的精神基因。所以，必须读完《骑兵军》全书，才能真正了解巴别尔。在我看来，他的贡献还应当加上：为文学提供了一种短篇小说集可作为另类长篇小说阅读的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