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尔的创作经历，实际上已经为这个问题做了注释。他26岁那年，在苏波战争前夕，主动请求去骑兵军做战地记者。此前，他就已经有了多次离奇而冒险的战争阅历。这里似乎有一种宿命的意味，就是说，那个戴着细圆边儿眼镜的“柳托夫”，日后是一定要成为享誉世界的作家“巴别尔”的。并不是布琼尼的“骑兵军”成就了巴别尔，而是巴别尔成就了《骑兵军》。因为巴别尔不是被迫或是无意中撞上了骑兵军的生活——那匹“马”是他自己跨上去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写作的人，选择了什么，也许就会成为什么。
对于文学的真实性而言，道德评判是一个陷阱。在你以往看到的那些小说中，许多作家都是自觉地“赴汤蹈火”的。因为作家担当着“灵魂的工程师”。但巴别尔拒绝成为工程师，只愿意作为一个“解剖师”。在人性深处，天使与野兽共眠，巴别尔的使命，好像就是要用文字将天使催眠，把野兽弄醒。野兽醒过来咬了读者，读者感觉到疼痛，于是憎恨野兽；回过头，却看见了一旁熟睡的天使，更觉天使之美之善；想要亲吻天使，才发现天使和野兽是连体，共用一个心脏，只不过有两个脑袋而已。真要做分离手术，天使和野兽就同归于尽。“英雄”若是还原于普通人，情同此理。至于“残暴”一说，只看施暴的对象是谁。和平年代的英雄，例如救人救物献出性命，冒死谏言坚持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对自己的“残暴”（牺牲精神）为代价的；而在战争年代，英勇杀敌，对敌人越是“残暴”，越发可见对人民、对“真理”之爱。（这是传统文学的另一种“连体”式英雄人物）二战结束后，国际文学界逐渐对这样的大爱表示了怀疑，（早一个世纪的雨果更像一位先知）反战文学的诞生顺理成章。
但巴别尔在1940年就被杀害了，来不及加入这场思想清扫。我们只能从《骑兵军》的文本进行推测，巴别尔或许试图颠覆以往的“英雄”模式，或许他根本没有“英雄”这种概念。就哥萨克人而言，他们只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尊严、自由、诚实、勇敢、崇仰自然（更多体现为人与马的生死之情）、男女间情欲的天经地义、私人财产的不可侵犯……谁冒犯了他们的价值观，谁就是敌人。“残暴”是“文明”强加于他们的说法，而亵渎了哥萨克人的荣誉和天性，才是最大的“残暴”；所以他们只能用“你们”所谓的“残暴”，来维护“我们”对自己的“不残暴”。
其实，《骑兵军》同“英雄”无关。书中那些人物身上暴戾凶狠果敢勇猛的个性，只同人类原初的生命本质相关。这也是巴别尔潜意识中所追求的，那些被犹太文化“教化过度”而丢失或削弱的精神。他期望通过写作，释放自己被秩序所规范和压抑的焦虑，从而变成“另一个”强大而真实的人。
我读巴别尔，最重要的收获，是再一次印证了自己的文学观——即写作首先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在俄罗斯文学中，哥萨克是作为“力与美”的象征存在的。巴别尔是犹太人，而哥萨克群落恰恰是拒绝犹太人的；哥萨克人充满了强壮的生命激情，而对于自由和率真的崇尚，又使他们随时可以舍弃生命。因而，了解并描述这些驰骋在顿河流域的“有纪律的野兽”，对于他来说，具有极地探险一般的诱惑。《骑兵军》其实一直有一条隐伏的曲线，就是作者与哥萨克的文化较量与对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别尔小说中所再现的哥萨克骑兵军骁勇无敌的“暴力”，并没有对这个世界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而巴别尔本人，却死于另一种精神“暴力”。在他同自己的怯弱无能“搏斗”半生之后，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他本人莫须有的指控，他竟然诬告了自己的文学同行而后悔，最后却仍未免于一死……巴别尔生前也许始料不及，在理想主义的崇高旗号下，那些以某种崇高的名义所制造的血腥清洗，那些精心预谋的政治“暴力”，才是犹太人和哥萨克共同的敌人。相对于专制独裁统治的恐怖时期而言，骑兵军将士的所谓“残暴”，却闪烁着天真而透明的人性之光。